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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投资”
对主动行贿者不可姑息
近年来查处的诸多贪腐案件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官员“栽”在了那些平时称兄道弟、对其进行“感情投资”的主动行贿者手上。这些人大多是看中了官员手中的权力，“放长线钓大鱼”，逢年过节，频频向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拜年，长此以往，官员们渐渐放松了警惕，被行贿者“俘虏”，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
柳州市中山娱乐城经理江强认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原市公安局局长于丁的老婆陈红为“干妈”，并“每逢佳节倍思亲”，呈上5万至10万不等的红包。1997年陈红去香港过圣诞节，江马上送上1万美金。江每次送钱，都没有提出具体要求，于丁当时似乎也没有给江强办什么事。但每到关键时刻，于丁总会“义不容辞”地出马，尽其所能地给予江强帮助，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江强所开的娱乐城赌场的保护伞。现实中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感情投资，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权钱交易，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在对待受贿与行贿的关系上，有的群众可能认为受贿更主要，你不‘受’别人还怎么‘行’？其实并不必然如此。行贿与受贿哪一个问题更大、危害更大，关键看哪一个行为是主动行为，哪一个主体是发起者。”辛鸣认为，“现在有一些企业、一些个人出于获取不应得回报和超额利益的意图，主动对管事的领导干部行贿，这种行为颇有‘钓鱼’的意味，鱼儿一旦吞钩便身不由己。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向了腐败。所以，对于这种行为一定要严厉打击。不能因为你行贿别人没收，你就没有责任；只要你有行贿的行为，就要承担法律的后果。”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记者，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纪检监察和政法机关发现行贿、受贿的信息成本非常高，而行贿者搜集受贿者受贿的信息成本相对低，因此对行贿者一般实行“将功赎罪”的原则，只要交代了行贿事实，基本上都会从轻判处，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行贿者，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早在1998年就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但当年对其行贿的老板们却安然无恙，历经几任市委书记，一直在当地呼风唤雨，直到2009年原市长谭灯耀腐败窝案爆发后才陆续被抓。
“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贿赂双方处以相同刑罚
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要从源头上遏制“送礼风”，就必须从完善党纪法规做起，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让送礼者得不偿失。
李成言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待行贿受贿采取“不分伯仲”、不厚此薄彼、“同罪同罚”的原则，在不少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对行贿者和受贿者采取同样的惩罚，使得行贿者不敢铤而走险。而在我国刑法中，对贿赂犯罪所规定的刑罚存在着明显不相当的情况：受贿罪与贪污罪同罚；行贿罪与受贿罪不同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不同罚。因此，早有专家呼吁：对于贿赂犯罪应当根据其社会危害性规定独立的法定刑，改变目前与贪污罪同罚的立法；对于一般的行贿罪和受贿罪应当规定相同的刑罚；对于行贿罪的处罚不应当因为受贿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确保行贿者不被姑息。
与此同时，诚信管理系统的完善也迫在眉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介绍，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开始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涉及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系统和政府采购部门等领域，将行贿者列入“黑名单”。然而，目前进行行贿查询较多的还是一些单位和企业的自发行为，对行贿人的威慑和约束力有限；政府财政投入的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尚未纳入行贿犯罪档案的查询必经程序。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3名市政协委员建议将政府财政投入的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纳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必经程序，并通过法律强制执行，防止“黑名单”流于形式，行贿者逍遥法外。
此外，中央纪委一名官员透露，近年来查处的案件表明，相当一部分节日送出的礼品礼金是公款消费。表面上送礼的是个人，实际上最终真正花自己钱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数额万元以下、送给众多领导的“压岁钱”、年礼，基本上都是最终通过各种名目让单位埋单。而礼品礼金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账外账、小金库。因此，从源头上遏制住“送礼风”，关键是切断礼品礼金的资金来源。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要深化“小金库”专项治理，巩固治理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其目的就是切断送礼者的财路。
“万物尽秋气，一室难为春。扭转社会风气、刹住‘送礼风’，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位官员表示，“反腐倡廉工作一定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通过完善党纪法规、加大专项治理力度，让送礼者无利可图、得不偿失，‘送礼风’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本报记者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