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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二代”现象或致社会分化严重
尽管各种“二代”现象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挑战社会神经,但有关专家还是呼吁,应理性看待“二代”现象。
“最近一个时期,媒体上出现了一股‘二代’热,常见的有‘富二代’、‘垄二代’,还有‘贫二代’等等,公众和专家学者都对此议论颇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公众对某些社会人群的‘刻板印象’,最后走向事实上的歧视。”唐钧说。
一名地方工商联的负责人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其实,无论是“富二代”、“穷二代”,还是新近出现的“黑二代”,都是社会贫富差距在代际问题上的一个突出显现。但是,在“富二代”中不见得都是坏人,在“穷二代”中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害怕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并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二是担心社会竞争的公平性下降,使得社会垂直流动性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三是疑虑分化后的代际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共享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断裂得到有效弥合。”这名负责人说。
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代”之间出现分化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发展的环境要确保公平、发展的共识要取得统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相比于‘穷二代’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这样对社会发展是很危险的”。
“如今不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如何安身立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但关键在于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贫’、‘富’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说相对的穷或富,如果大家都不去力图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都从自身所处的相对优越的环境和既得利益出发,那么终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不公平竞争的牺牲者。”这名负责人说。
一名地方团市委的研究人员向《法制日报》记者证实,当地青壮年农民工流动的总体情况是:流动半径较小,流入地主要为迁移成本低、文化隔阂少且容易获取和创造效益的邻近城市,流入行业主要是第三产业。“总体而言,二代农民工利益边缘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权益保障状况堪忧”。
有专家认为,这样一种平行的流动,让不同的二代之间没有交集。而正是这种没有交集的流动,让“二代”现象成为转型期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政府部门应当对目前的情况予以警惕,让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政府部门应当维护好各类人群向上流动的通道。”唐钧说,“社会学理论认为: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个人或社会人群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流动的管道都被堵塞,人们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显然,这种社会现象与当今中国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调整社会结构直面“二代”现象
随着“二代”现象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应对。
“我们关注‘富二代’问题,因为这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虽是家庭问题,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却是个社会问题。在中国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富二代’如果一味炫富会激化社会反应,因此要将‘富二代’的健康成长纳入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一名地方工商联的负责人说。
这名负责人认为,企业家们也要改变企业家族传承的陈旧思维,应考虑培养和聘用职业经理人,开放用人。政府部门应当致力于建立更完善、更透明和更公正的市场环境。而良好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自动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坐吃山空”者。
对于当前的“二代”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但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多元化的社会人群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人群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人群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人群。根据我们课题组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人群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人群,这都是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人群的机会应该有很多。”陆学艺说。
同时,陆学艺还认为,直面“二代”问题,需要调整社会结构,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十多年。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人群数量过少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