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读
- 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减贫救灾
- 法治中国
- 天下人物
- 发展报告
- 项目中心
视频播放位置
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近日,看到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的新闻报道,有过信访经历的北京市民朱翔(化名)很是感慨:“这个活动太好了,体现出政府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诚意和努力。”
朱翔告诉记者,他曾在上访过程中,遇到过公职人员敷衍了事、推诿责任的情况。虽然他的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但他感觉自己当时很被动,不受尊重。“这次广州市领导主动接访,让我们老百姓眼前一亮。其实,愿意为民办事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的。”
上周,中国青年报通过清研咨询和民意中国网,对530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1.2%的人关注了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活动,其中42.1%的人表示“非常关注”。受访者中,“80后”占58.0%,“70后”占23.1%。
58.3%的人担心领导接访后解决问题过程漫长
本次调查显示,多达93.0%的人支持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76.2%的人认为此举是政府主动倾听民意的一次尝试,57.6%的人认为这能缓解社会矛盾,48.7%的人肯定这是当前最有效的民意反映渠道。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成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看到有关接访的报道时,自己心里五味杂陈。“两次广州市领导大接访活动,都在重大体育赛事之前,是创造稳定、安全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领导主动公开接访也是积极获取民意、为民服务的重要方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本应被平常对待的接访日,老百姓却连夜排队等待接访,反映出目前民意诉求非常旺盛。”
调查中,有22.3%的人认为此次接访“说明下属职能部门无力解决问题”,还有相同比例的人怀疑此举“有作秀嫌疑”。
据《羊城晚报》报道,在10月18日广州市领导的接访活动中,不算各局接案,仅四套班子领导共接到397批次的投诉。“广州有1500万人口,没有投诉或者上访是不可能的。我们组织大接访,虽然很辛苦,但是能帮市民解决问题,就值得。”“投诉多就是我们工作没做好?NO!相信这么大一个城市,谁搞四套班子大接访,保证都是人山人海。广州不回避矛盾,这么多人口的城市,敢这样(大接访)的,我看不多。”广州市市委书记张广宁结束接访后,在会上总结接访问题时这样说。
张广宁还提出,大接访中的信访案交给各部门后,希望局长亲自处理,不要局长交给副局长,副局长交给处长,最终又回到原点。“我们为什么要亲自参加?就是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就白接了!”
调查显示,公众对领导接访的忧虑主要来源于对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不确定:72.7%的人担心领导接访后,下属职能部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58.3%的人担心领导接访后,解决问题的过程仍然漫长。此外,59.6%的人担心接访时间太短,其他人没机会反映问题;55.1%的人担心市领导精力有限,无力解决全部问题。
我们应建立起持续规范的领导和百姓的信息互动机制
“参加接访活动的老百姓,以前有没有反映过问题?如果以前反映过问题,得到过信息反馈吗?为什么没有解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认为,广州领导公开接访结束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逐级问责,这样才能震慑住一些官员的不作为。
刘庆龙指出,政府和民众应该有正常的沟通秩序。政府是有层级的,基层部门才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上级领导对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负有督察的责任。“如果老百姓通过接访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高层领导出面才能解决问题,那就会只等着高层领导了,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应建立起持续、规范的领导和百姓的信息互动机制。”
在总结接访的会议上,张广宁表示,“我们需要大接访,但是我们也不主张老是大接访。下一步,我们还需要梳理管理上的症结,比如社区如何统筹各方面解决问题。”
本次调查显示,60.7%的人认为领导应该长期定期接访,56.3%的人期待党政一把手公开接访活动推广到全国其他城市。
“直接面对老百姓的部门可以研究、推广接访的形式。”刘庆龙认为,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组织的“警民恳谈会”就是很好的形式。每月第六日,派出所民警都会去当地社区进行警民互动。
刘庆龙曾去台州市调研过两次,他发现当地老百姓反映的很多日常问题,比如因为路灯照明不好引起安全隐患,都不是公安的管辖范围,但有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路灯归谁管。有了警民恳谈会,民警就会记录在案,也能当面给老百姓一个信息反馈。民警再去和市政部门沟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赵成根认为,构建一整套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上达的管道,是当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西方发达国家在民意收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赵成根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地方政府设有听证大厅,每个市民对城市管理有任何要求,都可以通过听证程序向上反映。美国政府有常规的民意调查管道,也借助民间独立的调查机构定期进行民意测验,收集民意已成美国政府决策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此外,各类公共媒体也是政府了解民意诉求的重要管道。
“我国社会主体多样化的利益需求,要想随时得到通畅的表达,离不开上下交流管道的建构和执政理念的转型,新的制度安排要让政府有充分的动力去切实地为人民服务。”赵成根说。 本报记者 王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