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与解决“日常平庸的恶”，不应是在“治民从严”的思维下，以“百日会战”这种充满斗争的形式开展。
10月9日，江苏宿迁媒体刊登了一组照片，曝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不仅有违法人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而且配上当事人违法行为照片。根据宿迁市《“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百日会战”实施方案》，该市将重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走快车道、闯红灯等八类违法行为。（10月10日《扬子晚报》）
前两天媒体报道，今年3月份在武汉开始的“市民举报违章有奖”举措将在年底取消，因为200万元的“赏金”发完，交通违章不但没有减少，反倒略有上升。此举措出台之初，笔者就质疑其有涉侵害公民权利之嫌，而且对治理违章也将无益处。现在对比来看宿迁的“实名曝光闯红灯”举措，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此举措是在“百日会战”的名义下进行的，其中暗藏的社会治理思维令人堪忧。
当下，权利与权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两大关键词。这二者的排序关系，一般来说是公民的权利优先于权力，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价值观。这种关系的确定，则相应地需要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秉着权利优先的原则，施行“治官宜严，治民宜宽”的社会治理理念。
遗憾的是，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总会发生一些截然相反的社会治理思维与行为，政策背后体现出“治民偏严，治官偏宽”的倒置思维，公民权利就在这种思维的治理下愈加被动。
闯红灯就要被登报公开姓名、身份和住址，这显然不应是当地媒体的自作主张，其背后应有权力的不当运用。这样的“羞辱性处罚”显然过重并有违法嫌疑（相关交通法规没有授权哪个部门可以对普通公民如此“示众”）。人们自然会问，对普通百姓严管如此，对官员和权力的约束会不会也如此严格？试想，如果一次闯红灯就可以公布违法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那么有多少违法行政行为能被以同样形式公之于众？
经常见到对一些违纪违法官员的“挤牙膏式”的问责，人们有此疑问，毫不奇怪。
笔者并不是觉得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该整治，常常正是因为“日常平庸的恶”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无序。但处理与解决这些问题，不应是在“治民从严”的思维下，以“百日会战”这种充满斗争的形式开展。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会加剧整个社会的反弹，而且最令人担心的是，还同时加剧了权力对权利的随意或恶意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