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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打造公共外交平台
李永辉的同事、中心另一位执行主任孙萍，也在期待着这次论坛能顺利打响头炮。事实上，身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打造一个公共外交平台”的想法在她头脑中酝酿已久。
按今年3月两会期间孙萍递交的提案描述：她呼吁整合建立一支“内知中国、外知世界”，具备“向世界说明中国”能力和意愿的队伍，全面推进公共外交工作。具体的设想则是成立一个涵纳相关系统的退休官员、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外贸机构、民主党派、有关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实体组织。
如今，这一组织今年8月26日在北外先行“落地生根”。李永辉强调它是“开放的”，除了专家学者之外，中心将邀请政府前相关官员参与其中，此外，还欢迎对公共外交感兴趣的企业家、社会公众。
所以，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清晰地表达了李永辉们的想法。为期一天的活动共分为三个会场、六个论坛。已经确定的主题包括：公共外交的政府决策与企业责任；公共外交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文化外交与个人行动等。
北外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显示，论坛整个规模约为300人。参加者不仅有北外历来的优势资源——历任驻外大使等，还有外交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媒体代表、企业代表，以及来自孔子学院、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的负责人。
不会“纸上谈兵”
“我们的理念是沟通、参与、责任、行动。”李永辉希望随着论坛的举办，这一公共外交理念也能深入人心。
而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合作的背景，也使外界对北外智库的“智囊作用”更加期待。孙萍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从具体操作方式上看，她理解的“智囊”，即是指“在一件大事发生之前，组织相关的民间团体和有关专家进行探讨，研究对策”，比如，“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前，我们可以把外交部、环保局的负责人和气候专家们请来，大家提前开展关于气候变暖问题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外交发声能够和气候专家的科研紧密联系在一起，继而向中央政府提出辅助性建议”。
中心的下一步工作安排基本契合了孙萍的理解。今年10月，研究中心的学者将和外事工作委员会同赴上海，总结和研讨世博会的公共外交遗产和经验。“我想，调查之后会形成书面材料上交有关部门。”李永辉说。
虽然进一步的远景工作规划还在筹拟之中，但李永辉补充阐释了北外智库的各项“功能”。他表示，依托于高校，研究中心首先要进行学术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其次，他们将付诸实践，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性的研究，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服务；此外，他们将以讲座、普及性读物等方式宣传“公共外交”的内涵，并进行相应的社会展览、演出等活动。
“这些工作是同步开展的。”李永辉说，为避免研究中心落入“纸上谈兵”，将会在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社会活动方面尽力取得平衡，使“公共外交”和“智库”的概念同时得到彰显。
培养用“心”的外交实践者
用李永辉的话讲，首个公共外交智库有着“将公共外交的种子，播撒到每个人心里”的义务。
对此，有着20余年海外外交实践的孙萍感慨颇深。
熟通京剧艺术的她与美国前政要基辛格是“忘年交”。2001年，适逢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孙萍想请基辛格做客家中，借机说服他帮助中国争取美国奥组委成员的投票。
饭桌上，孙萍直言，中国14亿人口，如果能举行一次奥林匹克盛会，奥运精神一定能在中国深入人心。虽然基辛格对此频频点头，但并没有表达出“被说服”的神色。
此时，孙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插话了：“博士爷爷，这一届美国支持加拿大申办奥运会，但美国又想申办2012年奥运会。如果加拿大成功的话，美国就没有机会再申办2012年奥运会了。一个洲不能连续两届举办奥运会的。”
基辛格听完，二话不说，当即承诺要帮助中国拉选票。孙萍看着女儿，心想：确实，只要用“心”，其实人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
而李永辉和孙萍都表示，未来将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让公众能为中国的外交提供源源不断地智力支持。
中国外交智囊：万里长征第一步
西方智库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是最优秀的人加上最充足的投入带来的最自然的结果；而与西方有别的国情，要考验中国智库运营理念的创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周鑫宇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美国首都华盛顿最长的一条大街名叫马萨诸塞大街，两侧矗立着许多低矮不起眼的小楼。但千万别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办公地点，它们汇聚着上千家各色各样的美国“智库”。
每天，数以千计的顶尖学者在这里建言献策，形成一个庞大的智力集群。有人说，这也是美国超级霸权的一个侧影。而与其庞大阵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智囊机构却呈现出分散、零碎和沉闷的发展状态。
只会提“建议”
长期以来，中国有许多科研院所，包括大学里的研究机构，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智库”。当我们逐渐把一些从事政策研究的科研机构称作“智库”时，人们对其印象也就停留在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提交报告和召开研讨会这样的学术活动上了。然而，在西方国家，智库的角色远不止如此。
在闻名遐迩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名研究人员中，一半以上有过政府经历，其中许多人曾是美国职能部门的一线决策者。与布鲁金斯学会相隔不远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则云集了美国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超级外交大腕。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智库，与学者清谈“国是”的象牙塔自然相去甚远。
许多中国智库都羡慕美国智库宽松而独立的发展环境。与国内智库相比，美国智库的独立性不是表现在远离政府，而是表现在不从属或者受制于某个单一的政府部门。如果有人查看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的财务和人事状况，会发现它们和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都没有依附或者从属关系，但它们都全力以赴地试图渗透和联系政府。著名的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甚至制作了一个清单，专门收集政府和国会部门出现的职务空缺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提供给自己的研究人员以及关系良好的在野政客，以便于这些人能够及时“安插”到政府之中。
就连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种远离华盛顿的大学智库，也在费尽心思地影响政府思维。哈佛往往抓住美国选举、官员轮换的时机举办培训班，专门培训“新官”。这一项目延续了数十年，把哈佛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一代代政府官员脑海之中。
显然，跟西方先进智库相比，中国大多数外交智库还停留在单单以研究成果来为政府提供“建议”的阶段。
囊中羞涩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曾把中国外交智囊作用的局限概括为“对外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建设落后”，他表示，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之间的配合尚未达到应有的默契，这与中国尚未建立正规的咨询制度有关。
此外，他也注意到，中国智库发展中脆弱的财务状况。
一般而言，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下属的研究院所，还是大学下属的研究机构，其财务来源往往比较单一。很多智库都是单纯依靠主管部门的财政拨款。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研究工作往往是本身职能之外的“副业”，研究机构也往往是系统内的“冷门”。因此，许多研究机构都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为数不少的智库因为资金来源断裂而陷入停顿。
即便挂靠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也有资金困扰。虽然基金会成立十年有余，但其秘书长王珍坦言，这些年来，基金会无时无刻不受到财务紧张的考验。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向外交智库捐助的国内企业已有增加。
资金的短缺更直接影响了外交智库对青年学者的吸引力。孙哲举例说，国内某著名研究机构最年轻的学者为35岁，事实上，这与20多岁、刚刚学业有成的青年才俊之间仍有一定代沟。
和中国智库的“囊中羞涩”相比，西方智库简直可以称得上财大气粗。兰德公司仅2008年一年的预算就高达2.51亿美元。美国排名前10位的智库，年预算全部超过2000万美元。这么多的钱不可能来自于单一机构。许多智库既拿着政府的课题，又花着企业和个人的资助。它们雇得起最好的学者和最大牌的退休官员，也可以花大量地钱开新闻发布会、刊登广告和做问卷调查。
多是“命题作业”
“我研究外交智库的论文写于6年前，但现在来看，当时暴露出的问题如今也没有得到解决。”孙哲说。
国内外交智库表现的“短板”还包括：外交智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人员比例过高；智库课题多半不是研究者根据自身兴趣所设，而是“自上而下”的“命题课题”等。
孙哲把智库发展原地踏步的原因总结为四个字“体制惯性”，但他强调，基于西方特殊土壤的智库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到中国。
不过，也有学者乐观认为，中国外交智库相比以前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主要表现在：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用于研究的资金大幅度地提升，一些政府官员离任后到大学和科研院所任职，也推动了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互动；许多相对独立的大学智库，甚至已经开始成规模地接收到了社会和企业资助，从而扩大了资金来源，向更有活力、更有持续性和更有影响力的现代智库模式转型。
但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也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资源紧张的瓶颈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缓解，但中国智库运营理念的创新则是一种更长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