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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3日09:06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上一次是“蒜”你狠，这一次是“姜”你军。

宛若一场安排好的折子戏，绿豆、蒜、辣椒、生姜，这些百姓餐桌上的普通食材今年接替上演逼宫大戏——8月中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生姜批发价，短短一个月内暴涨40%，攀升至10年来的最高价。这一价格传导至终端市场，最高时达到每公斤16元，比猪肉还贵！

8月17日起，从北京餐桌上的一块姜出发，循着它生产、运输、买卖的路线，本报记者辗转回溯到700公里外的山东安丘市的一块姜田内。

穿过炒作的喧嚣，拆解这个农产品暴涨的复杂链条，背后其实隐藏着农产品稳定供应机制的欠缺。

北京：姜价疯涨

8月17日，新发地市场，送姜的卡车终于来到，程秀荣露出了笑容。

程秀荣做了“15年的姜蒜生意”。她的生姜批发点，每两天“走一车姜”，是新发地批发市场内当之无愧的一级生姜批发商。新发地市场创建于1988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包括生姜在内的各类蔬菜，在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千家万户的菜篮子。

一周前，这里的姜价冲高至5.40元，后稍有回落，目前稳定在5.15元左右——这个数字，依然是2000年至今姜价攀上的最高峰之一。

新发地市场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15日至今，姜价从3元多一斤暴涨至5元多，短短一个月上冲了40%还多；而去年9月，姜价还在2元左右徘徊；2006年，姜价最低时到过0.40元。

姜价高涨，程秀荣认为生意更不好做——她称，高涨的姜价，至少给她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姜的销量锐减，姜是调味品，价钱这么高，能不吃就不吃了；二是现在太压本钱。姜价便宜时，一车货一万多元，后来几万元，现在到了十几万元。若途中有个闪失，麻烦大了。程秀荣曾遇到这类麻烦，拉货的司机出车祸后赔不起，索性拉着她的姜跑了。

程秀荣说，一级批发商以“走量”为主，她在“中间只赚几分钱的利”——这辆6.8米长的货车，最多时可装3万斤生姜，她“只赚两三千元”。而姜价上周由涨到跌的过程中，她至少有三车货赔本卖了。

以新发地这些大批发市场为起点，落到市民菜篮子的生姜，途中至少要经过两个环节。

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些蔬菜公司在这里买下大袋包装的生姜后，进一步分包、处理，而后供给各大超市。最好的姜包装后，可以卖到8元左右一斤，比猪肉还贵；另一个环节，则是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二级批发商，这些人从程秀荣手中拿姜后，再次批发给自己辖区内的零售小贩，由后者疏散到各家各户的小菜篮内。最终的价钱，在6.5元到8元不等。

安丘：两头受气

山东省安丘市白芬子镇的黑埠子村拥有长江以北最大的姜蒜批发市场。

刘继升是程秀荣的上家，也是安丘蒜姜批发市场中较大的供应商之一。

在安丘，姜按两种规格来卖，一是鲜姜，二是黄姜。姜挖出后，可以作为鲜姜来出售，但多数姜农会把其放在自家的姜窖内储存起来。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内，姜依然在生长，无用的姜苗会先烂掉而后长好伤口。在此过程中，姜的味道也会变得更辛辣一些，从而更符合其作为调料的功能。

这为刘继升这样的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姜农会在一年四季的时间内，随时出手生姜。他们也会在一年四季将这些生姜发往全国各地。

程秀荣手中5元一斤的姜，按刘继升的说法，不包括途中的运输费用，在他这里的批发价大约在4.6元左右。与之相对，他在安丘市场上的收购价，则在3.90元左右。

通常，在刘继升这样的生姜供应商与姜农之间，也要经过两个环节。一个是生姜经纪人，他们贴近姜农，多为各个村庄里的消息灵通人士。成交后，收取每斤几分钱不等的中介费用；另一个是小供应商，他们通过经纪人从姜农手中收货后加入自己的利润，而后整体批发给刘继升这样的大户。

多年的卖姜历练中，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已井然有序：刘继升负责收单、订购、清洗、分装、过秤、运输等工作；经纪人负责游说姜农接受收购者开出的价格，开窖放姜；小采购商则负责在指定时间内，把约定数量的姜送到刘继升的洗姜车间内。

此前，有媒体传言，有一些莱芜人、江苏人在安丘蒜姜市场高价收货，2.90元的货他3.00元来收，将姜价炒了起来。刘继升对这个传闻的真伪，笑而不答。他认为，姜与大蒜不同，按安丘当地的生产传统，大部分姜被姜农保存在自家的地窖内。即使真的有个别人高价收姜，暂时拉高了姜价，但如果姜民们大量放姜，姜价也会马上降下来。

不过，为了平抑成本，刘继升还是把姜装满了自己的冷库。因为在姜价高涨的时候，辛苦一年的姜农“价越高越舍不得卖”。正常年份内，他一般不这么干，这是一个冒险之举——他的利润“只有几分钱”。姜在冷库内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但温度掌握稍有不慎，就会腐烂。

“没办法，我们两头受气，外地的关系不能断，本地的姜价涨得太厉害，收不是，不收也不是。”他说。

姜农：上涨前已卖出

沿着姜的生产链条再往前延伸，是散布在山东、河北等地的一些姜田。其中一块3亩半地的姜田属于张其禄。

张其禄今年56岁，家住安丘市白芬子镇赶牛路村。他说，他的爷爷甚至爷爷的爷爷，都一直在这一带种姜，而他“4岁起就在姜地里除草”。

安丘的生姜种植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朝。一些传统的种植办法，今天依然在这里使用。每年4月，张其禄会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把生火的炕让给姜种来住。处在休眠状态的姜种，在合适温度的激化下逐渐苏醒，生出1厘米左右的姜芽。而后，张其禄将这些娇嫩的姜芽移植到自己的姜田内。催姜芽期间，视姜种的生长情况，他要严格掌握室内的温度，以免前功尽弃。室内的温度要分别控制在28℃、22℃、18℃三个阶段。稍高、稍低，姜芽都会烂掉。

种姜，还是一个力气活儿。每年10月，赶在霜冻前，张其禄和家人们必须连轴干15天左右——白天有亮时，在地里挖姜；晚上回家后，把姜下到5米深的姜窖内，码一层姜，撒一层沙子，“腰像断了一样”。

8月18日，谈到今年高涨的姜价，他的爱人坐在一边不吭声，张其禄的神色稍微有些尴尬。

去年10月，新姜下来时，在家庭内部，他力主卖鲜姜，理由一是，鲜姜下窖时需要劳力，大儿子已分家，小儿子在京打工，家中劳力匮乏；二是鲜姜储存后有损耗，依据前几年的经验，早卖要比晚卖好。最终，以每斤1.40元的价钱，还兼做姜经纪人的他，率先将自家产出的鲜姜全部卖出。

对大多数的安丘姜农而言，姜会留至第二年鲜姜上市时，才会彻底出手。这是当地延续多年的传统——姜窖是自家的小金库。管理得当，生姜可以在窖中放个两三年。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姜农手里的生姜，会一点点地放出。

姜价因此而起伏不定。下大雨时，一些地势低的姜窖被淹，姜农卖姜多，姜价会下来一些；学生开学时，为了给学生凑学费，姜价也会下来一些；农忙时节，大家无暇卖姜，姜又会上去一些。以此来看，选择细水长流的方式卖姜，显然是一个避免价格风险的稳妥办法。

8月18日，赶牛路村村头的收购价为3.4元。以此计算，张其禄少收入几万元。看到妻子脸色因此不好，他笑着劝解：“如果能测准姜价，那县长也来做姜生意了。别光想今年亏，也想想前年。”

2008年，采用同样策略的他，比大多数姜农每斤多收入了至少0.20元。

其实，张其禄也小有赢利。按他的计算，以安丘去年的成本来衡量，每斤姜的价格在一元左右就“可以”了。“可以”的意思是，能够保本，并稍有盈利。

市场：怪圈循环多年

事实上，对于姜生产链条上的大多数人而言，姜、蒜这类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一个难猜的谜。过去的日子里，他们已多次在暴涨暴跌间轮回。

在安丘，1996年，姜的收购价曾达到过10元每斤的天价；2004、2005年，生姜的收购价在2元/斤左右，姜农获利稍丰；2006年，生姜价格大滑坡，收购价最低跌到了0.4元/斤。大蒜的情形与此类似，去年蒜价曾跌到几分钱一斤，到了近日，菜市场上的蒜价暴涨到了8元一斤。

事实上，左右这些农副产品价格的，除了人为炒作外，主要有三点：一是金融危机、贸易壁垒等国际政治因素，二是天灾等自然因素，三是作物的种植面积。前两者，发生概率较小；第三个因素最为关键，也最能影响价格——通常而言，某种农副产品猛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大面积的扩种，从而导致其价格在次年猛跌。猛跌过后，则是大面积的缩减种植面积，为新一轮的暴涨奠定了基础。

每一轮的暴涨暴跌，最终都能传导到赶牛路村。

好的故事是，看到姜价暴跌，一个姜农封了姜窖外出打工。2年后姜价暴涨，他回家打开姜窖发了一笔；不好的故事则是，看到一推车大蒜只卖几块钱，张其禄的邻居一气之下将蒜拉回家。大蒜在常温下存放会变味。最终，难以忍受大蒜在院内的异味，他又花了100多元请邻居帮忙把蒜扔到村外。

“蒜疯子，姜傻子”，这是用来形容交易市场上蒜姜价格不稳定，且无规律可循的一句民间谚语。

在蒜姜交易环节闯荡15年的程秀荣说，她所在的新发地市场，经常有人看不准而血本无归。她的记忆里，最近离开新发地的是一个叫“老孟”的人——上一轮姜价疯涨时，他认为姜价还要涨，囤了一批姜。很快，市场内哗啦啦多了十几车姜。越拖价格越低，舍不得卖的他最终赔了一大笔。

这一轮的蒜价上涨，刘继升也动了心思。蒜价两块多时，他筹了一笔钱打算入手。按经验，当时蒜的水分还未晾干，他等了一段时间。蒜价很快冲到3元多，他不敢接手。此后，蒜价疯涨到5块多。

时至今日，刘继升并不后悔。他说，他只赚该赚的钱——在他这个圈子里，上一轮蒜价疯涨疯落的过程中，有人贷款买了一批大蒜，蒜价暴跌后，支付不起冷库费，只好自杀了账。

每年4月，张其禄都需要作出一年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是否种姜？种多大面积的姜？

多数时候，在反复打听后，张其禄这些赶牛路村人还是和往年一样，把自己能种姜的地里都种上了姜。他们认为，姜价“好三年、坏三年，不死不活又三年”。“也许是好的那三年呢。再不济，我还有姜窖可放。比种别的菜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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