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要做的是，如何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让这些官员的财产无所遁形

　　★ 本刊记者/韩永

　　这个至今尚未撤地设市的新疆北部地区，在今年5月份出台了一个规定——《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下称《规定》)，要求领导干部申报与职权相关的财产，并将其公布在当地廉政网和主流媒体上。

　　引人瞩目的突破主要在于：申报的内容从“收入”扩大到“财产”——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对前者的解释为“收上来的钱”，中国官员收入申报的范围更是长时间将其限制在“工资”或者“银行存款”上；现代汉语词典对“财产”的解释为“拥有的财富”，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物资、房屋、土地等实物形态。

　　《规定》将应予申报的财产细分为11项，几乎囊括了与职务行为有关的所有事项。突破还在于：这些申报内容要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仅供内部存档”。

　　在阿勒泰纪委办公室副主任冯瑞忠看来，《规定》的出台，只是近两年该地区纪检部门注重制度创新的例行动作。公示的意义，在于将可能的腐败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使腐败者心慌、欲腐败者胆怯。

　　冯瑞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规定》的灵感一方面来源于吴伟平——这个“能把会计学原理翻得很烂”的纪委书记，之前是新疆自治区纪检委四室主任，同时又是自治区委党校的客座教授。为制定《规定》，他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包括美国的‘阳光法案’”。

　　灵感的另一个来源是“两会”上代表的提案。近些年，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的形势却未见好转，很多人将视线转向在国外适用效果颇佳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近些年的“两会”上屡屡提及。

　　今年，北大教授龚献田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联合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得到了包括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在内的50位退休官员、学者以及其他行业人士的支持。

　　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很多学者对这一制度的执行效果心存担忧。

　　“官员可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去主动申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不主动申报被查出的概率非常低。”

　　在是否主动申报的问题上，腐败官员可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主动申报与不主动申报，哪一个风险更低？

　　主动申报的风险在于证据被掌握，要被治罪，但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甚至如《规定》所说“免于处分”；不主动申报的风险在于证据一旦被发现，不仅失去了宽大处理的机会，可能还要面临重罚，《规定》上的描述为：“将给予从重或加重直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建议司法机关按最高刑罚量刑。”

　　非法财产被发现的几率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如果纪检机关能够很轻易地查到非法财产，则不主动申报的成本就会很高。“但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几率很低。”王锡锌说。

　　几率很低的原因在于，与财产流动相关的登记制度和监管制度尚不完善，大量的财产因而经常处于不受监控的状态。“比如在中国大量存在的现金流动，这种既游离于电子设备监控又缺乏人工监督的交易行为，除非当事人告密，否则查起来难度非常大。”而在国外，基于绝大多数的合法交易都可以通过刷卡来完成的现实，大量现金的流动通常被严格监控。

　　纽约州长的嫖妓丑闻之所以被发现，起因就在于他从卡里提取了大笔现金。而所谓的大笔，其实不过几千美元，在美国已属罕见。

　　类似的配套缺失还包括银行之间不联网、存款实名制很容易规避以及购房、购车时登记的疏漏，每一种机制的缺失都会导致对官员财产监督效率的降低。而监督效率每降低一个点，腐败官员的侥幸心理就会增加几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假设：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呢”。

　　即使“倒了霉”财产被发现，由于监控链条的缺失，纪检部门也不能轻易查明这些财产的来源与性质，在腐败官员不主动坦白的情况下，最终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了事，而这一罪名的最高刑期只有5年。但如果选择坦白，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最高刑罚都是死刑。坦白与否，却是生与死的考验。

　　“在保障机制不能同步跟进的情况下，将官员财产公示的要求写入文件或法律，不能叫制度的改进，只能叫制度文本的改进。”王锡锌说。

　　但王锡锌不主张因此陷入“到底是应该先有支持性的制度还是应该先有文本”的循环论证中。在他看来，先有了文本，就有了更多的理由来推动配套制度的完善，并由此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