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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8日08:22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通过国家的引导，弱化“大众化选择”，使之成为“小众化选择”甚至“个别化选择”，重建健康的人口生态，规避一孩化人口风险，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口梦”。

作者：穆光宗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美丽中国梦包括了幸福家庭梦、自由生育梦。中国梦的实现要从当下做起。生育权的全面回归是历史的必然，是早晚的事，为什么还要等待？天时地利人和的改革才没有遗憾，其中“人和”相当关键。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生育的赋权必需跟生育年龄、生育能力、生育时机、生育意愿结合，转化为“生育行动”才有实际意义，生育政策的改革才能取得实际的成效。一旦错过适龄生育的年龄、错过优生优育的能力、错过不复重来的时机、错过再生一个的愿望，即使今后生育权限放开的尺度再大，也会失去改革的全部意义，届时国家纵有回天之力，也只能徒叹奈之何！改革不是摆姿态做样子，而是要切实扭转和改变过低生育率威胁家庭幸福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趋势。

平等赋权非独家庭生育权意义重大，这是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人口优化、民族复兴的需要。权利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权利贫困意味着人口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人类发展的不足和失败。人类现代文明史表明，对私权的高度尊崇和严格保护，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也是制度文明的基石。1968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早已宣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4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世界人口大会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其中对生育权做了如下定义：“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数量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次会议承认生育目标的多样性，故不建议各国给出任何规范性的家庭人数标准，而是提出，“当低生育率业已成为事实或成为政策目标时，设法确保家庭人数仍有变动的可能。”其后的国际会议也一再重申“生育权是天赋人权”的基本观点。虽然“计划经济”这一名词在我国已经成为历史，但在生育权问题上，我国仍然滞步于强制专断、缺乏公众参与的误区中。

这一点上，香港人口政策的改革和转型可以给大陆有益的启示。2012年，香港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和同年大陆的水平相近。为扭转持续下降的超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力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减速的挑战，香港2012年12月重设“人口政策督查委员会”，除了官方成员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以及六名局长担任委员外，还首次包括来自不同界别的非官方成员。根据香港大学叶兆辉教授介绍，从2013年10月24日开始，港府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集思港益”人口政策公众参与活动，旨在通过公众参与，贡献智慧，加深对人口挑战的共识，凝聚力量，创建不同祖籍、族群和谐共融以及团结有凝聚力、发展有持续力的美好社会。香港的人口政策建立在正确的人口观基础之上，其主导理念是以人为本，优先考虑香港人的潜能和需要；人力资源是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依靠，所以关键是人尽其才，让每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社会发展和族群和谐。天地人三才，人乃万物之灵，天地之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都极言人之珍贵！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人的发展。

事实证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2012年香港家庭计划指导委员会调查发现：50%的被调查者愿意生二孩，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2，主要原因是“责任过大”和“负担过重”。结婚率下降、晚婚晚育、高生养成本都促使生育率走低，1981年到2011年，40-44岁从未婚配的香港女性比例从3%上升到17%，同期初婚年龄中位数从23.9岁提高到28.9岁，结果第二孩的“生育机会空间”大大被压缩。随着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小家庭成为大众化的选择。中国早已进入内生性意愿性超低生育率陷阱，很多调查可以相互佐证，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但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而且越是新生代，生育意愿越弱。不争的事实是，国家已经不必为过高的生育率所带来的困扰烦恼，相反地，要为过低生育率的潜在风险和多重挑战而担忧。

对家庭来说，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必然陷于孤独无助缺乏亲情的境地，长辈的爱过分聚焦容易使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心理，长大之后不易合作，长辈的成材期望也往往较高，给独生子女带来沉重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至于失独伤独的风险、家庭养老的风险、家族传承的风险等等更是不堪设想。对国家来说，带来了青年赤字、人力资源短缺、老龄化失重、性别比失衡等很多复杂的问题，阻碍大国复兴的步伐。

如何理解可能的“生育堆积”抑或“抢生”所带来的人口压力？国外也有“婴儿潮”，未见负面评价，事实上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人口红利。考虑到年轻夫妇很低的二孩生育意愿，个体生育决策的理性和分散，以及政府宏观上的有序安排和合理引导，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增量也不会达到历史上持续多年的“婴儿潮”的惊人地步，出生人口即使有压力，也是完全可以化解的。但由此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将使国家的未来受益。

当然，独生子女有政策性选择和自愿性选择、有大众化选择和小众化选择的区别。对于家庭还是国家来说，我们希望的是有早一日“自愿性选择”能替代“政策性选择”，同时在自由自主生育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的引导，弱化“大众化选择”，使之成为“小众化选择”甚至“个别化选择”，重建健康的人口生态，规避一孩化人口风险，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口梦”。

对“非独”家庭来说，这最后的再生育机会是否还存在？2013年，对1978年出生的母亲来说，已经是35岁的优孕优生临界年龄了。孕前科学、精准的风险评估是必需的，优化生育起码要做到适龄、适时、适能、适孕、适优。为母婴健康考虑，35岁以后高风险孕产一般不宜提倡。如此看来，对70后“非独”母亲来说，优孕优生的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极可能梦碎二孩之愿求。对80后来说，“非独”不仅人数减少而且生育意愿已经出现代际弱化，那么试问，中国“适度生育上水平”之梦又如何实现？

以人为本高于以数为本，人口结构重于人口数量，家庭计划优于政府计划。也许当公民权利不再贫困而是高贵时，才是中国梦圆幸福强盛之际。（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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