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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弱势而又危险的群体。
7月17日,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大悦城购物广场,一名精神病人挥刀乱砍,导致两名行人当场死亡。27日,又有4人在北京西城区马连道家乐福被一名60多岁的精神病人砍倒,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仅仅两天之后,深圳罗湖区街头,8名路人被精神病人砍伤倒地,其中3人死亡……
据估算,我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其中“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这个群体的监护工作,该由谁承担?
8月13日,一场主题为“做好监护工作,预防悲剧发生”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坐着的,有十几名精神病患者家属,其中的大多数,已经白发苍苍。
在会场上流传的一份红底黑字的倡议书上,会议主办方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家属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精协家工委”)表示,“希望监护人做好监护工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但许多参会家属表示,对于这样的倡议不能认同。
“做好监护工作,对家属来说压力太大,反正我个人做不到。”当赵吉在会议上发言时,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虽然本应在10分钟内结束发言,赵吉却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即便这样,还是有人不断鼓掌鼓励他:“说下去,我们爱听!”
“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啊,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的赵吉,现在住在燕郊,一个已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的地区。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他已经搬了12次家。
提起女儿赵媛的病,如今的赵吉并没有情绪激动,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就是老怀疑有人害她,在对她发功”。甚至邻居家稍微重一点的关门声,都能让赵媛惊恐不已。
在女儿的要求下,赵吉一家从位于北京西边的海淀区,一路往东,一直搬到现在这个距离繁华的北京国贸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
不止是家庭住址,赵吉和老伴生活的全部,实际上都在随着女儿的病情飘摇不定。
虽然已经40多岁了,赵媛依然会像小女孩儿一样要求父母买漂亮的鞋子、衣服甚至书包。尽管家里早已堆满无用的衣物,但对女儿的要求,赵吉总是尽量满足,因为一旦受到刺激,本已得到控制的病情很可能出现反复。
发病的时候,平时会给父亲按摩,晚上要搂着母亲睡觉的女儿,就会“像变态的坏人似的”折磨自己的父母,“有时候甚至动刀子”。赵吉依然记得,10多年前的一天,赵媛突然发病,在家里让母亲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无奈之下,赵吉只好向110求助。
对于许多精神病患者家庭来说,赵吉夫妇的经历并不特殊。中国精协家工委副主任贾志民告诉记者,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曾在一次病情发作时,端起一盆开水向他头上泼去,幸亏他赶紧用被子捂住头,才没有造成严重伤害。
10多年前,面对突然发作的女儿,赵吉选择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但是仅住了一个星期后,由于受不了医院的环境,赵媛在父母探视时跪在地上哀求把她接回去,不忍心看女儿受苦的赵吉随即把她接回了家。
而实际上,在精神病院,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患者家属拒绝接已经康复的患者出院,因为他们“太危险、太折磨人”。
今年5月,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副院长李文秀对记者说,在该院300名住院患者中,有150名已符合出院条件,但几乎所有患者家属都反对患者出院。甚至有家属当场质问院方:“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啊,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数据,北京市的精神专科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77天。仅朝阳区第三医院的416名在院患者中,平均住院时间超过两年,最长者住院时间超过17年。但这依然不是最高记录,“在历史更长的老医院,最长住院者在院时间达30年以上。”一项完成于2011年的调查如此记录。
类似的情况不止存在于北京。“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很多病人住院时间比我工龄还长。”南京市青龙山医院院长庞志春曾这样告诉记者。
有村民拦在送病人回家的救护车前,称要是不把病人带走,“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实际上,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医院治疗只是康复的第一步。除了急性期需要住院以外,更长时间的恢复治疗则需要在院外的康复机构及社区进行。
然而,相关机构的缺失,成为阻断他们回家路的一条深沟。
在许多较为偏远地区,一些精神病患者家属迫于无奈,甚至用铁链把病人锁起来。根据河北省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在当地被关在笼中或被铁链锁住的精神病人,约有10万人。而曾经在北京做过调研的贾志民,也在北部的延庆县,见过被锁起来的精神病人,“脸上黢黑一片”。
为解救被锁精神病人,河南、河北等地都曾开展过“解锁工程”,对家庭贫困的患者进行免费治疗。但多例由“解锁工程”救治康复的病人,在被送回家的过程中,“遭到村里的抵制”。甚至有村民拦在送病人的救护车前,称要是不把病人带走,“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虽然,这位病人最终由派出所出面送回了家,但是,“在全村的关注中”,他又被关进铁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