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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监督电话
当记者与王建民来到房山城关镇派出所户籍科查询其户口所在何地时,值班的工作人员说,王建民已经因为工作原因将户口换到河北高碑店的某地,只有管道局给其开出退休证明后,户籍科再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才能将他落户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
期间,工作人员一直都用“村里的这点事”来代替卖户口一词。
然而,想得到退休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王建民从未在管道局上过班,没有领过那里的工资,更别说社保等,让这样一个单位承认一个陌生、并且半身不遂的人是其员工,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如果承认其身份,也就是默认了买户口的事实,没人会愿意。
该户籍科工作人员说:“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调换户口,也就是俗称的卖户口是违法的。”既然知道是违法行为,为什么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还会在买卖双方不在场,只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情况下给其办理互换手续呢?对此,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2003年还没在户籍科工作,说不清楚。
期间,这位工作人员给派出所刘所长打了电话,十分钟后,所长到了。
“没有相关证件,户口肯定回不来”。当记者说明情况后,刘所长对着王建民的妻子说:“钱都收了,现在干嘛还想换回来?公安局一定是手续齐全,本人同意才能给迁出户口。”
当记者询问当时办理手续的经手人信息时,刘所长一再回避,只拿起桌前厚厚一盒信访监督电话的名片说,“我们今天不是不方便,我们没问题,但是没有给你查的义务,这是程序问题。”
由于联系王建民卖户口的人就在村内,对于这类性质的问题,是否触犯法律以及是否要拘留,刘所长给出的答案是,够不上。
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刘所长最后解释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户籍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的情况。这里有监督电话,你们要是觉得我们从中捞了什么利益,可以给上级打电话监督我们,可以让他们来查我们。”
离开派出所,王建民妻子和随行而来的村民刘阔发生了争执。王建民妻子认为还是人少,人多形成声势了派出所就不敢敷衍,怪罪刘阔没有多找几个人。刘阔称自己也不知道哪家哪些人卖了户口,无法联系到更多的人了,两人一路相互埋怨着,消失在参差不齐的楼房与平房中。
越拆越穷的村子
这些生长在繁华首都周边的北京人,为什么会因为区区几万块钱就卖掉户口呢?在一份房山区政府研究室的报告中,我们也许能探得一二。
1974年以前,洪寺村有600多户、2800人。村民大都从事农副业生产,农业以种植玉米和花生油料作物为主,副业以挖青灰、烧石灰,开石头山和在燕山做临时工为主。1979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结束了吃井水的历史,并新改装水管线7000多米。
如今,洪寺村有人口16955人,2004年时人均纯收入为8918元,其中纯收入在1200—2000元的有667户,1200元以下的417户,近1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落实国家粮食直补、土地确权和《北京市建设性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等政策过程中,洪寺村因少地、无地、失地等问题,群众没有享受到国家支持“三农”的有关优惠政策,由于燕山化工公司占地而引发的污染补偿费、就业安置、历年占地补偿等三个主要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造成村民的情绪极不稳定。
1982年,针对洪寺大队870亩商品菜被污染的问题,房山县政府、燕山化工公司联合向市政府请示:1982年给予该村经济补偿32.4万元,以此为基数,从1983年起,据城关增收比例排前五名的平均增长速度予以递增。同年4月10日,得到市有关部门的批复。燕山化工公司根据此条规定补偿了3年,从1985年后未履行补偿。之后3年间,出于多种原因考虑,燕山化工公司建议废止原有规定,改为一次性补偿197.1万元。
1988年,经市区和镇三方协调决定:燕化公司一次性补偿洪寺村165万元,并于同年拨款到燕山协调委。但是《洪寺村关于解决菜田补偿费的报告》却反映补偿款没有落实到村,经有关部门调查得知,1991年4月4日,在《关于燕房协调办资金收支的情况汇报》中,燕房协调委成立经费中有“燕化公司财务处拨给洪寺大队165万元”字样,但由于当时区里筹建四联化工厂资金紧缺,先后由燕房协调委和经协办借给该厂1997334元,致使,菜田补偿费没有落实,原任洪寺村党组书记证明期间燕化公司已经补偿该村60万元,但尚有余款105万元未能得到落实。
为了解决村里无地、少地的实际困难,1990年10月26日,房山区人民政府向北京市呈《关于房山区城关地区部分农民需要农转非的再次请示》,当年11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进行了批复(【1990】厅秘字第48号):“对于洪寺村等十个村共5250户、16400多人,同意每户1人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由市委下达5250户指标,市劳动局今后按年度给上述人口安排相应的招工指示,并使群众逐步实现经济自给,有关部门对于这些人给予适当照顾,房山区政府负责做好具体安排。”鉴于此,当年12月18日,房山街道办事处写出《关于洪寺等十个村农转非的实施方案》。之后根据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办理了洪寺村等十个村的5250户转非人员,但由于种种原因,承诺的招标指示、建厂资金和就业安置问题至今没有全部落实,群众的生活实际困难未得到彻底解决。
洪寺村因国家建设征地,导致全村土地逐渐减少,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0】厅秘字第48号)第四款批示:“为安排好劳动力,需再建一些乡镇企业,其资金来源可由原在上述土地十个村征占土地的各单位,按照占地比例分担筹集1000万元。”也是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未能落实,且洪寺村从1969年至今,已有4000亩耕地被国家占用。
拆迁一段时间成为了很多北京郊区人家致富的途径,因拆而富的人数不胜数。可当洪寺村村民也憧憬着自己能经过拆迁改变之前一贫如洗的面貌时,却发现事与愿违,矛盾还是在补偿款不高上,仓促签订合同的人都觉得买了房后就没剩下钱,以后的生活也没了着落。
走出洪寺村, 86岁的何泉用颤抖而又厚重的手握着记者的手,开始回忆。“我在朝鲜参加了3回战斗,负了3次伤,停战才回来。回家之后在村里面当大队长,管地、管生产。1958年修密云水库,我被公社叫过去当团长,修了2年才回来。回来之后没过多久,又去修运河。”
对于村里的现状,老人说自己有点看不下去:“我当大队长的时候,还管民兵,一吹号,大家就都来集合,大队在外边和别人吃饭,都要自己付粮票。我现在看自己的村子,是一点都看不下去,去年村子里面下大雨,我家里漏雨了,我找大队希望有人能帮我家修理一下,但是大队没有管,让我们去找民政局,到了民政局又说村子里的事情直接和大队说。我八十几岁了,就这样被来回支来支去……”
作为曾经经历过众多战役的老军人,何泉一直都是个倔脾气,只要生活能过得去,就不会向别人伸手求助。现如今,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把儿子的户口找回来,孩子们也能生活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