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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闷死”的5名少年于今年1月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民政局安置点与另一名流浪儿的合影。
中国青年网贵州毕节11月21日电(通讯员 王鹏 陈洁) 2012年11月19日傍晚,贵州毕节天降冷雨,街上行人口呼白气,急于寻找各自遮寒的归宿。四天前,一个同样寒冷的雨夜,五名流浪儿童也找到了他们的归宿。他们钻进一个垃圾箱,试图熬过那个漫长的夜晚。
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孩子们生起了一个火盆,然而却没能等来温暖的世界。
五条幼小的生命就此终结。生前,他们如同城市里漂浮的灰尘,无人在意;死后,沉痛的事实却刺伤了千万国人的心灵。都市的霓虹灯照不进垃圾箱内,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忽略的角落?
我们追踪五少年的生前轨迹,寻觅他们的童年。这些拼凑起来的时光碎片,是孩子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纪念,也是留给我们的一道严肃考题:到底要怎样做,悲剧才不会重演?
“孃孃,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我太饿了!”
他们生命的最后终点,是一个白绿相间的铁皮垃圾箱。
垃圾箱放置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的旁边,四周野草蔓蔓。从事发地步行几分钟,便是毕节学院,当地一所著名院校。学院两侧,小商贩沿路排开。他们也成为五少年生前的最后见证者。
11月11日前后,少年们第一次出现在商贩们的视野中。五名小孩个子都不高,身材瘦弱,明显营养不良。孩子们脸上脏兮兮的,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未洗脸,手臂和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他们衣着单薄,裤腿稀烂,脚上的鞋子也是杂乱不堪,有人穿着绿色水胶鞋,有人则穿着破旧的运动鞋。
学院附近区域,成为孩子们活动的主要地点。他们整天在这一带徘徊,从早晨9点多一直到晚上12点,有时一晚来回走好几次。
烧烤摊主老孟说,孩子们是分两批出现的。11月11日,先来了3名小孩,过了两天后,小孩的队伍增至5人。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用当地方言窃窃私语,时不时爆发笑声。
几年前,这一带也曾出现过流浪儿童,那些流浪儿看见行人就跪下来,“叔叔”“阿姨”地喊着要钱。但是没人看见这5个孩子要过钱。
不过,他们也会拿东西。比如,经过路边水果摊,有的孩子会顺手扯一两根香蕉,或者拿一个柿饼。“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卖糖果瓜子的老杨说。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他们拿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
11月12日,几名孩子跑到不远处的公路桥桥头捡硬纸壳。这与一位捡垃圾的老婆婆形成了竞争。她开玩笑:“给我嘛。”孩子不肯:“我们要卖钱。”
纸壳最终没有全部卖钱。老孟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孩子们蜷缩在2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候车亭内。那些纸壳成为了被子。当晚,毕节气温只有零上几度。
毕节地处山区,夜晚寒风刺骨。孩子们开始不断变换住所。从拆迁工地的窝棚、公交站、最终他们选择了路边的垃圾箱。那是一个刚编号投入使用不久的垃圾箱。垃圾箱约1人高,宽约1米3,孩子们可以蜷缩着挤在里面。
11月14日,有人深夜从垃圾箱附近经过,听到里面传出了孩子们的聊天声。
11月15日,五少年生前的最后一天。当天中午,一名孩子捏着不知从哪里得来的20块钱,在毕节学院旁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碗3元的糯米饭。伸手拿筷子的时候,摊主嫌他手脏,抱怨道“你先买袋洗衣粉洗洗手”。
随后,孩子又用找零的两元散钞买了4个馒头。其余4个孩子站在旁边,直勾勾地盯着馒头。
午后,捡垃圾的老太婆孙庆英发现,垃圾箱对面的一座废弃木屋内,五少年正在烤火,身边是捡来的火盆和茶罐。
“你们在地上捡柴来烧,不要去敲(屋顶的木头)。”孙庆英耳朵很背,所以喊声比较大。孩子们吃了一惊,飞快地从屋中跑掉了。
“孃孃,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我太饿了!”下午四点左右,一个孩子出现在卖土豆的流动小摊前,向女摊主央求道。等不及对方盛,他用竹签急急地在滚烫的油锅里戳土豆往嘴里塞,一口气吃了四五个小土豆。
接着,小孩发现了货摊上的火腿肠,抓了一根,跑了。
晚上8点多,他们出现在老杨的摊位旁一两米处,开始踢皮球。“你们这五个小丐帮。”老杨开着善意的玩笑,孩子们就笑,并不介意。
夜色渐深,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深夜11点多,即将收摊的老孟看见,几个孩子还在街上走来走去。此外,他们还在捡一些泡沫板。他猜测,这是因为天气太冷。
“你们的家在哪里?”老孟问。孩子答:“大方。”老孟猜,孩子有家不回是因为家庭原因,便问:“你家是后老妈还是后老爹?”孩子答:“后老爹。”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与他们对话的人。而他得到的答案,多是随口乱说。
16日清晨,老太婆孙庆英开始捡垃圾。翻到第三个垃圾箱时,她看到了5个孩子,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垃圾箱中,双手环抱。他们小小的头低垂着,两脚交错摆放,看上去犹如熟睡。一个孩子的鼻子还在冒泡泡。
他们的脚旁,摆着取暖的小火盆,火盆尚有余温。
孙庆英用捡垃圾的锄头把推孩子,对方毫无反应。“老乡,你看,几个娃儿睡得跟猪儿一样。”孙庆英对凑过来的行人说。
随后,警方赶到,确认五少年已经死亡。不久后,他们的尸体连同埋葬他们的垃圾箱,被拖车整个拖走。拖车经过宽敞气派的毕节学院。有人曾目睹他们偷偷翻墙进草地打滚嬉戏。
不久后,新闻传出,微博之上烛光闪动,一片伤感、困惑与愤怒的声音。
在毕节市,这也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事发地不远处一间小饭店内,有酒客高声谈论此事,也有外地人向老板娘打听情况。
老板娘一直冷着脸,半天才插一句,“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胡乱生长的野草
五名少年来自何处,因何流浪,他们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
11月19日,毕节市政府公布了死亡少年的具体信息,5名孩子都姓陶,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
他们都是七星关区本地人,住在区内管辖的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团结组。那是一个距离城市中心直线距离约25公里的小山村。村子位于高山之上,通往外界的山路崎岖难行。
11月20日,记者来到团结组。村内房屋多为泥土房,牲畜在村内随意奔跑。五名少年的老家屋内,家徒四壁,除去锅碗瓢盆和被褥,没有什么值钱家当。
五名少年的大伯陶进财,正在田里牵牛耕种。他回忆称,孩子们是在11月5日不见的。当天,12岁的陶中井,离开学校后,便和其他四名辍学的兄弟,离开了村子。因孩子身上都没有钱,家人推测,他们是一路从山里走到毕节市的。
事实上,五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陶进财说,孩子失踪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曾来家探访,他也曾打电话询问亲戚,但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陶进财称,家长在外打工,这些留守的孩子没有人管,有时会请自己买一点米。他们都是自己做饭,但只会煮点稀饭,就一点盐巴或辣椒,几乎没有下饭菜。陶进财有时会捡点自己种的土豆送他们,他们就在火边烧了吃。开学报名交杂费时,有人会跟陶进财要几十块钱。
在回答为何不一起生活时,陶进财表示,自家就有五六个孙子,自顾不暇。他记不得这些孩子的大名,只知道其小名,如小蟹、小蒜。
五名留守儿童,就在这样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很快,他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
陶进财记得,陶中井和陶中红就先后跑到大方县,后来被政府送回海子街镇。少年们还经常自己跑到海子街镇玩耍,或者去亲戚家。
事发后,当地官方的公开资料显示,少年们曾多次前往外地,被警方送回。
2011年11月2日,贵州当地媒体《乌蒙新报》报道称,有市民在毕节街头发现流浪儿。这些流浪儿童,以三合板当床,硬纸壳当被,露宿在建筑工地中。而随后的追踪报道显示,这些流浪儿中,便有五少年的身影。
毕节市七星关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当时称,这已经是陶冲等流浪儿第6次被发现,“前5次,这些孩子特别调皮,白天答应乖乖在民政局,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以后,便把门窗撬开跑了”。
当时,五少年中的陶冲称,他不愿回家,“不想回,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
然而当时, 陶冲的父亲陶元伍却在电话中称,“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在外边打工也难。”最后,在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先让同村人把孩子领回去,过一段他再接孩子去深圳。
然而,陶冲最终没有去深圳,他和其他辍学的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奔跑玩耍。他们辍学的原因,也与无人看管有关。学校的老师曾表示,这些孩子太野,不要了。
陶进财称,直到现在,五少年中有4人都没有上户口,因为 “上户口要钱。”
11月5日那天,住在陶进财家旁边的吕婆婆看到,五少年往山外跑。期间,还试图叫她的孙子一起。
“出去混。”孩子们豪气万丈地说。
那天后,孩子们走出大山,来到城市,躲进垃圾箱,最后变成殡仪馆内冰冷的尸体。
从留守到流浪
11月19日,来自殡仪馆的消息称,孩子们的遗体已火化完毕。
在殡仪馆不远处,有一个大型的在建楼盘的广告:“冬天惠很温暖。”
这是一座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在建的楼宇。街头之上,甚至可见宝马、玛莎拉蒂等名车。当地人称,因毕节下属的县城有煤矿资源,所以城区之内,并不缺少富翁。此外,毕节市还被誉为“中国十大避暑旅游城市”,为宜居之所。
被宣传成适宜居住的城市,却有人在垃圾箱内御寒而死,这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资料显示,事发地所在的七星关区2011年生产总值为151.34亿元,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全市第一,然而在五少年所在的团结组村,记者看到,村民生活大多贫困,为谋生路,青壮劳动力多外出打工。
事发后,当地政府坦言,事故暴露出政府在“社会管理、社会求助和保学控辍”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并将加强这方面工作。
当地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在毕节下属的山村,失学儿童有很多,这些儿童大多因父母在外打工无人看管,加上经济贫困,导致放弃学业,“年纪大点的孩子就外出做童工,小一点的就在街上晃”。有市民称,秋天时,还在街上看见过一些流浪儿,操着本地方言,五少年事件发生后,街上已经不见了流浪儿。
11月20日,七星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称,当地民政已开展城区范围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实施救助,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登记,建立档案,“进行地毯式拉网排查,做到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死面,力争做到流浪乞讨人员早发现,早救助”。
然而,这终究不是治本的方法。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如何降低辍学率,并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这些宏观的大问题,与五条小生命无关。他们的生命终结地,只余一片留有污痕的水泥地面。没有点燃的蜡烛,没有悼念的菊花,他们的故事也将很快因新闻关注度的降低而消散。
微博上,有人找到了一张疑似事发前一天,路人拍下的孩子们的照片。五个孩子散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笑容那般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