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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博弈
这道“关卡”怎么设？翟振武说，这种设置既要考虑不造成拥挤效应，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领衔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为期约15年的“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调整方案。分为两步：第一步：从2005年开始，允许夫妇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第二步：在第一步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从2010年起进一步过渡到每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为了避免在短期内可能的“出生堆积”现象，方案建议，首先允许35岁以上已婚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后每年降低1岁，直到2020年全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该方案的第一步，大体就是目前待产的“单独二胎”方案的雏形；但方案的第二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翟振武说，以年龄作为生育的门槛，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容易造成拥挤效应。“谁到了这个年龄，谁就会抢着生，拥挤在所难免。”二、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有的人过了35岁还能生，有的过了35就生不了了。”
相比之下，“单独”就没有明显的缺陷。“‘单独’是一个婚姻的类别。不管你多少岁，只要属于这个类别，就可以生。所以你不着急，不用在那儿抢。”
翟振武说，这也能保持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以前有个‘双独’，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极少；现在‘单独’放了，覆盖了前一个类别；以后全面放开时，就剩下一部分人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后一类要覆盖前一类，我们把这个叫‘浸润式’的过程，是个‘无缝链接’。”
翟振武说，“单独”方案的论证，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要考虑政治、行政能力、全国地域差异、政策的衔接、拥挤效应、目标总量等，很多东西要考虑。还要去测算，左一方案右一方案。对真实情况还要有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说民众的生育意愿很低，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城市里想生两个孩子的比例是52%～56%。”
这次政策调整，正好赶上中国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如何错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翟振武说，这次高峰会在2011年到2012年达到顶峰。
对于断断续续释放的试点省份传闻，翟振武说，其实对于国家来说，先放哪个省，后放哪个省，对全国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全国的问题只是我不要‘一刀切’，要分批放。但在批里面，谁在第一批，谁在第二批，对全国无所谓。它不取决于各省的论证报告，而取决于决策者的报告。”
按照原新的说法，调不调整生育政策，哪个省调整，是中央说了算，不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说了算。至于政策怎么调，则由各省人大修改本省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条例》能不能在人大通过，还很难说”。 ★(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