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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的联合
张北川教授记得，最初有同妻与他联系，是在1997年。张北川被人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是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
起初，有两位同妻通过电话、信件向他咨询。参加学术会议时，还有一位身份是前同妻的专家与他约谈。十多年来，他接触的同妻们，有的初为人妻，有的怀孕9个月，还有的已是祖母辈分。
“我清楚地记得电话中，一些女性因压抑太久和痛苦太沉重，以致失控时的凄厉哭声，”对同妻们的伤痕累累，张北川渐有感知。
2008年底，他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地邀请两位同妻参会。其中一位，20分钟里，一句话也没说；还有一位，自始至终坐在观众席里，背对着人们说话。
这次大会直接促成了第一次的同妻联合。这一年，参加大会的、关注华人性权利的民间组织“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开始跟进同妻议题研究。
2009年3月底，在粉色空间的发起下，中国首届“同妻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除了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女士、张北川教授外，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山东、辽宁、江苏、陕西等各地的9位同妻、1名已婚男同和1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研讨会开了两天，从诉苦开始。带着妻子来参加会议的那名男同，成了会场的“靶子”——其实这位男同性恋者也绝望到两次自杀，因为妻子不同意离婚，一个劲儿让他“看病”去。
等到同妻们哭完了，何小培动员大家，想想怎样行动。一场头脑风暴下来，大家形成不少共识，“要从哭泣自怜和网络呻吟中走出，一起去帮助那些还不敢站出来的同妻争取自身权利”。这些共识被整理为国内第一份、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份的《同妻联合声明》，发表在关注同志问题的《朋友》刊物上。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妻们打出了“同妻到我为止”的宣言。之后，它成为同妻网络中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
这份联合声明和这句口号，都被萧瑶放在中国同妻家园网首页最醒目的位置上。
因这次研讨会而第一次聚集起来的同妻们，还一起去检查艾滋病，甚至集体“参观”了一直好奇却不敢独自进入的同性恋酒吧，“想看看自己老公的另一面是怎么样”。
首次同妻联合会，在《同妻联合声明》中被定性为“很成功的富有意义的开创性会议”。本来不愿放手的那位同妻，终于解开心结，同意离婚。经讨论列出的15件实事，如成立自己的组织“同妻家园”、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成立热线等等，正等待着满腔热情的同妻们一一完成。
复杂的现实
起初，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何小培觉得，解决同妻问题，大部分可以参考同志群体的经验。比如，同志群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条热线组织起来的，那么，同妻也可以试试。
研讨会上，有8个人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主持同妻热线。她们买了新的手机卡，将号码印上宣传名片，还挂在一个从来不更新、只提供联系方式的同妻网页上。
然而，何小培很快发现，印制名片是最没用的一种办法——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散发。发给大街上的普通人，显得有点唐突；发给同性恋酒吧里的男同们，又显得特别愚蠢：“不可能有男同性恋把名片带给自己老婆的吧？”
即便知道了号码，真正要拨出电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打给粉色空间的同妻热线里，有人将号码牢牢记着几个月，却一直不敢打，“因为一打，就说明我丈夫是同性恋了。”还有的人，几个小时似乎讲完了一辈子憋着的话，直到听筒发烫仍不肯放手。
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电话中，“从来没有人打来第二次”。同妻们虽然需要一个倾听的陌生人，却也非常明白生活的真理：没有人可以代替自己做决定。
“同妻”，只是一个伴随婚姻而被赋予的身份标签。在婚姻中，它意味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婚姻结束，它又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再婚的同妻，没有多余心力为别人鼓与呼；离婚的同妻，又宁愿脱离这个群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它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不容易集合，不容易静下心来发出声音。“同妻中缺少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我们只能慢慢寻找一种方式”，何小培说。
而同妻们声讨的对象，在婚姻中对立的男同们，其实也是另一个弱势群体。
“不能因为支持弱者发声，而伤害另一个群体”，张北川教授担心，同妻问题的声张，很可能强化社会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歧视。
最近，他听说的一条“新闻”是，在浙江某县级市，一个高一男生，因为向同学坦白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被勒令检讨并强制退学。
在农村地区，倘若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不结婚，可能被唾沫星子砸得不敢出门，也意味着可预见的晚景凄凉。而在城市，面对着指望早日含饴弄孙的父母，很多男同们亦可能违心走入婚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面前，男同和同妻们又是一体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首先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身心”，同妻问题的部分解决，有赖于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进展。“如果从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权益，那么，同妻会大幅减少。”张北川说。
同妻群体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亚洲国家，有高比例的男同隐瞒真相与女性结婚。美国、法国也都有类似同妻网站。
在张北川教授看来，男同性恋者并非不能结婚，而是不能隐瞒性取向等重大事项结婚。于是，他常常建议，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同们，从良知的角度出发，不要结婚，“别让一个人被歧视变成两个人被歧视”。而那些可能走入婚姻的，则应在婚前向女方坦陈自己的性取向，由女方决定是否要成为下一个同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