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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早期调查资料
祝明海(樊庆丽的丈夫):
你要想要男的,可以给你找个地点做,我也能做,我给你找个地点做,还可以不跟你要钱。
解说:
像河南的这家黑诊所虽然每次都被罚款几万甚至数十万,但还是屡打屡犯,两三个月就换个地方开张。此外,很多地方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也会提供这种服务。
患者:
不到三个月能看出来是男还是女吗?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第三人民医院医生:
那看不出来,到时间给你复查再看,早期做看发育情况。
解说:
接群众举报,河南省泌阳县这家医院一次就查出17人有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
市民1:
关键严查医院,关键是医院,这人的观念其实他没有人给她(鉴定),医院不做鉴定,她再想生男的,生不出来也没办法。
市民2:
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那种观念。
解说:
传统观念自然存在,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失衡升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体系呢?
主持人:
打击“两非”其实在城市当中更难执行,但是造成的这种恶果还不一定特别明显,话为什么这么说?在城市里可能大家都会找着认识人,然后用你知我知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很早就会知道你怀孕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但是在城市里,尤其很多的大中城市当中,知道了也就知道了,不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比如说流产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农村或者说城乡结合部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了,因此打击的重点恐怕也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这样的打击是一个非常好并且有效的方法吗?当然不是,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什么?这样的打击背后一个逻辑是这样的,通过让你怀孕了之后,不知道怀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即便知道了你也无法进行流产,因此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现实生活当中挑战也蛮大的,不要说它有很多漏洞,即便生下来的女孩儿,将来人们的观念不改变,很多这种各方面的,求学、在家里的地位、社会地位、亲人看待她的眼光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没有办法,得先去治标,这8个月不要说解决观念了,8年、80年都很难解决,所以要先从治标做起。但是要治本的时候就要回到我们如何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呢?计生委副主任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一点,关爱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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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说》2006年7月
赵白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24个县现在是关爱女孩试点县,基本上都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扶助政策,比方像生女孩的家庭,当他们到60岁以后他们可以获得600元,每一位女的或者男的,加起来是1200元,我们叫做奖励扶助制度。这个钱很要紧,跟生一个儿子这个钱大概差不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个,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少生快富”的工程,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些家庭,独女户家庭或者双女户家庭,我们给予特别的经济资助,比方像小额贷款,比方像树种、育苗、宅基地,在很多政策上促进他们致富。第三个就是帮助独女户或者是双女户家庭,他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
主持人:
其实听到这种政策解读的时候都会觉得真好、真不错,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走样,现在很多的情况都面临着执行难。比如说一个时事评论员就谈到了这样一点,谈到了农村非常具体的像宅基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各地基本上都把家庭人口数作为家庭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标准。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民家庭中女儿的出嫁意味着劳动人口的减少,进而意味着土地的减少和整个家庭收入也随之减少,而家庭中男性没有这个问题。相反,儿子娶妻生子,劳动力充足,能够承包到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无形中增强了民生育儿子的愿望。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婚姻的问题,毕竟涉及到人口比例失调了之后,中国可能同龄人当中就有3000来万男的,多出3000来万,他们怎么找对象。
(播放短片)
解说:
在这样一个男多女少的时代,中国首当其冲需要面临的人口难题是什么?其实早在2007年,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的张维庆就曾指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这个数字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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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少妻”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这样他会去找下一个年龄组,这样一年一年往下下,五年以后同年龄组的女性都被上几个年龄组娶走了,越找越年轻,必定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受到《婚姻法》的限制。
解说:
那么当身边的年轻女性被年长的男性娶光,适婚男性又当怎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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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哥找乡下妹”
翟振武: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里的人开始到农村里去寻找配偶,农村的男青年又过剩,然后到山区里面去找,山区里面再到贫困更远的山区去找。
解说:
而这种周边化传导最终将婚姻压力倒向了最贫困的男性。
字幕提示:
“贫困男求跨国婚姻”
翟振武:
最后挤压的结果,找不到配偶的男性,最后基本都集中在边远的山区,集中在贫困的人群身上,要想解这个难题跨国婚姻,在中国这个国度以外,到国外进口新娘。
解说:
也正因此,近年来,越南新娘等跨国婚姻在我国愈加火爆,万把元娶个外国媳妇成了很多农村男性的希望。
重庆打工者:
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农村的看上城市里面的,城市里的看上更高等的,我们农村的男的不好找(媳妇)。
记者:
那看到这个娶越南媳妇信息的话?
重庆打工者:
有信心了,更加有自信了。
翟振武:
进口新娘或者叫跨国婚姻,都无法来满足和解决我们所说的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婚姻挤压的这种局面。中国在未来肯定会在年轻人当中留下将近三千万找不到配偶的男性,这个已经是可以预见到的一个格局。
主持人:
还仅仅是一个婴儿,但因为是男婴可能就成为3000万当中剩男的一个,这样一想的确挺让人担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富裕男性婚姻的问题往往采用的是一种挤压的方式,就像刚才短片中也涉及到,一个是大城市当中条件好的,把门当户对的同龄的都给抢跑了,然后差一点去中小城市去抢,中小城市又抢到农村,农村又抢到贫困的地方,但是总是条件好的去优先,这是一种挤压;第二种挤压,就是30岁的向25岁这拨去抢,25岁的去抢20岁的这拨,同样也是一种挤压。
其实男女比例的失衡带来的这种社会危害绝不仅仅是一个婚姻的问题,找不着对象的问题,还会涉及到性暴力的增加,另外这种非法行为的增加,比如说拐卖妇女儿童等等。所以打击“两非”,也就是说别B超测男女,测出男女也别去做流产,这是一个治标的方面。根本之道还是要治本,但是治本治起来就非常难了。我们听听一位专家的看法,他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他如何谈治本?
原新(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治理出生性别比专家组组长):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要在保基本、广覆盖的基础之上,做到基本的标准能够提高,同时能够做到全覆盖,这样就降低了他对儿子的一种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也可以降低我们从经济上对男孩的需求,同时我们广泛地开展关爱女孩的活动,提高女孩成才的环境、成长的环境,这样改善女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高女孩的地位。
主持人:
在谈到治本的时候,当然看像观念的改变、养儿防老等等,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像专家说的,是这种社会的保障。如果说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社会保障做得很好的时候,真的生男生女都一样,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是作为一个标语和口号贴在墙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内心的担心,如果全社会这种社会保障,也就是安全网治好了之后真的生男生女一样了,包括现在的很多城市里的人已经越发感觉,生女孩儿有的时候比生男孩儿反而更好,在无论是养老还是亲情,还是日常的交流之中,城市里愿意生女孩儿的反而越来越多,可能这样一种概念改变起来真的是一个治本之策。
也有人在谈到男女比例失衡的时候,把这个原因归咎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归咎到计划生育的政策上,其中有一点,比如说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他不是说仅仅归到这一点,他在解读男女比例失衡的时候,他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有其独特性:一是严格的生育政策的推行导致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二是男尊女卑的文化影响和农村妇女地位的低下;三是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B超控制的失效,这一点我还要加几句,其实何止B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美国的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更快速的检测你怀孕的是男是女的科技手段,只要手指头取一滴血,七周怀孕就可以95%测出男女来,你说多可怕。落后的观念得到了先进技术的支撑,反而能变现了。四是深层面的生育责任伦理的缺失。因此,治理对策也需要体现综合性。
但是也有专家不认同这样的说把它归咎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人口学专家吕荣侃就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不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婚育观念,直接原因是B超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别。实际上,韩国和我国台湾并没有搞计划生育,但是也出现过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其实现在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可能也有很多人说,这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吗?我去日本采访的时候我问,目前的日本第一位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会谈到国家的发展或者是怎么样,他谈到的是人口问题,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出生率太低。将来对于中国来说,人口问题也越来越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比如说老龄化的问题,还有一个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涉及到打“两非”的时候也是,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究竟到底能不能落实?落实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有效,让人真的不敢这样,我们也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