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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提供“一条龙”服务。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翟振武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少子化和B超普及带来的“两非”行为。
据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
传统观点认为，农村的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问题。
但是，一项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来，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强。而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势头。
“根子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认为，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一些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有了儿子的妇女可以免遭家人“不争气”的指责。
“生育观上的男孩偏好，还是女性弱势地位问题。”杨菊华分析，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它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
“治标”重在打击技术越轨，“治本”在于提升女性社会地位
“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翟振武认为，“治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打击技术越轨。
日前，安徽省长丰县岗集镇计生、卫生等部门根据群众举报，统一行动，在一居民出租屋门口，抓获刚刚为他人做完性别鉴定准备离开的个体游医李某和助手张某，当场查获作案工具和交通工具。
据查，他们携带一部只有手掌大小的便携式B超机，开一辆小型轿车，白天沿街“揽客”，晚上在出租屋检查，百姓闻讯而去。
“‘两非’现象隐蔽性强，当事双方‘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案件排查难、取证难、查处难。”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赵延配说，“此次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将加强部门合力，完善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登记、孕产期全程服务管理制度，依法严肃处理涉案单位和人员。”
据介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力度有待加大。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依据法律可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医务人员涉足“两非”，却只规定了行政处罚，其中的罚款额度仅有1万—3万元，没明确刑事责任。
翟振武认为，在重拳出击“两非”行为方面，一些国际经验值得借鉴。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韩国为此立法规定，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追究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国家人口计生委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任罗迈说，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除了“治标”，更要“治本”，采取利益导向等综合治理措施。
杨菊华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记者李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