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读
- 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减贫救灾
- 法治中国
- 天下人物
- 发展报告
- 项目中心
人口普查背后的攻守游戏
关键词： 人口普查 攻守 人口计生委 大赦 契机 超生 计生办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赞助费
视频播放位置
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人口普查攻守游戏普查的难点有两个，一个是流动人口，另一个是超生人口。前者的顾虑，与过去长期遭受的非本地待遇有关，而后者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已进入前期的户口整顿阶段。从各方反馈的消息看，数据的准确性依然是广受关注的待解难题。
北京市多位普查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人口普查的难点有二，一个是超生人口，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前者主要担心钱（被罚款），后者则主要担心身份（因外地人的身份招来麻烦）。”
围绕这两个问题，普查一方与被普查一方玩起了攻守游戏。
外地人的顾虑
外地人口的顾虑，与其在历史上所受的非本地待遇有关。
家住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齐东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京。在他的记忆里，外地人经常与暂住证、联防队员及罚款联系在一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害怕半夜里有人敲门，那十有八九是联防队员来查暂住证。”有一次，他抱着头在村口蹲了一个晚上，直到一个朋友过来帮他交了罚款。
后来，《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外地人在北京长舒了一口气。但有关控制外地人进京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今年1月份，北京市律协发布通知，要求在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的人员，需向律协提交其档案存放于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的证明。由于这些人才机构只向有北京户籍的人员开放，此举被普遍解读为限制外地律师进京。
在2005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以控制外来人口的无序进京，这一提案在部分外地人中引起不小的反弹。
“在北京生活，一些外地人始终有点战战兢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说：“这影响了他们对人口普查的配合。”
石景山区人口普查员马新告诉记者，在所有拒绝自己入户调查的家庭中，至少有60%是外地人口家庭。“因为他们觉得人口普查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却可能埋下很多风险。”
周孝正说，一些外地人对人口普查的排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充分分享由于政策的完善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人口普查的一个作用，是促进各种政策的完善，但既然这种完善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也就对配合普查没有动力。”齐东升说，在北京，外地人与本地人按照同一个标准缴纳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但他们还无法享受北京的退休金，也无缘购买北京的“两限房”。
等待“大赦”
但在“另外一块硬骨头”——超生人口的普查上，却呈现出另外一个逻辑：拒绝普查其实并非超生家庭的本意，他们更希望借助普查为超生的罚款进行适应的讨价还价。
家住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古美丽正有此意。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自己在过去的4年多一直没有给第二个孩子上户口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等待第六次人口普查这个“契机”。
这个“契机”的含义，就是对于超生人口的“大赦”——不收罚款或者少收罚款，这样，她已经4岁多的女儿就可以趁机“洗白”。
超生人口“大赦”，在中国之前的人口普查中有先例。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介绍，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期间，当时还没有社会抚养费的概念，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是只要在普查期间如实申报的家庭，一般免缴超生费；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对于如实申报的家庭，一般只需缴纳部分社会抚养费，即可落户。
古美丽从媒体上看到消息：在人口普查期间，北京市将以“较低的标准”收取超生人口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被一些人俗称为“超生罚款”，是指为补偿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经费投入，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按照国务院2002年颁布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以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计征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
《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该市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倍。而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北京市2009年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738元。这样算下来，北京市社会抚养费的缴费标准在80214元~267380元之间。
但北京市海淀区人口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社会抚养费的收取，有时候会超出这个标准，其中有一些“随行就市”的因素，这也为“讨价还价”埋下伏笔。
价格博弈
古美丽也就社会抚养费一事咨询了学院路计生办，几经交涉，对方告之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27万元左右。
这一标准，处于北京市社会抚养费的高位。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该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最低有十几万元，最高已达30多万元。“其中最主要的参考标准是其家庭的财产状况。”
古美丽也认为，计生办给出的这个标准，可能主要参考了她家中有多套住房的事实。古美丽告诉本刊，在其与学院路计生办接触的过程中，对方早已把自己的财产状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其中有关房产的信息掌握得特别详细。”
计生办的有关人员告诉她，这一标准，其实对于像她这样的家庭已是“较低的标准”。“他们说，普查过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行情。”
可这一“超生罚款”还是有些出乎古美丽的预料。她和丈夫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户口落在丈夫的户口所在地杭州。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孩子如果在北京上学，就可能得缴纳不菲的“赞助费”。
而落户一事已经迫在眉睫。因为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其学区的划分以属地为依据，属地说的就是户口所在地。
古美丽最后决定再找学院路计生办谈一谈。按照双方接触的情形，她认为对方给自己的这个标准，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财经国家周刊 记者韩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