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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博问政的30堂课》一书的出版,让“微博问政”的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著名学者郑永年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话题: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那么,微博问政该如何问?
自2009年微博产生以来,影响日盛,类似图书也陆续推出,大致为两类,一类是微博营销,比比皆是,一类则是微博问政,凤毛麟角,所以有人称《微博问政的30堂课》是“微博问政第一书”,并不为过。
围绕“微博问政”的命题,书中数十位“微博达人”各抒己见,妙语纷呈。郑永年在该书序言中说:“微博的作用,有望打破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
媒体人徐百柯在评论该书时说,《微博问政的30堂课》勾勒出网络互动时代的基本政治轮廓——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开放透明和承担责任,从社会的角度讲是公共理性的建立,在制约政府的同时节制自我。从“行政”到“政治”,这不仅是认知上的提升,也是含义上的深化”。
应该说,这种论断不无道理。如果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的话,那么如《人民日报》所报道,2011年被称为中国的“政务微博元年”。
据报道,截至2011年12月10日,仅腾讯网通过认证的广东省政务微博就有399家,其中包括252个党政机构微博,147个官员个人微博。而几乎同一时间,经新浪网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已增至约2万个,而微博用户的数量早已破亿。
同时,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等一系列微博热点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微博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发不能忽视。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随手转”可能就会带来“蝴蝶效应”,引发舆论集中,推动事态发展。
学者胡泳在谈及互联网近十余年的发展趋势时,曾列出了十个向度的关键词,分别是网络维权、网络围观、公民新闻、网络恶搞、网络社群、网络动员、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网络扒粪和网民权利。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就像一把把手术刀,每一把都足以让我们深度“读懂中国”。在互联网跨入“微博时代”后,在这些领域所发挥的功能,也必将“升级”。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是首位微博粉丝突破百万的省部级官员,他认为“政务微博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为的一次改革”,“我们要走进民众,就得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学风、网风、乃至政风。”从改革的角度看微博,不能不说是微博的希望所在。
当然,前不久推出的系列微博管理措施,虽然给微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如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剑华在书中所说:“微博参政问政,应当说有这方面的功能,但对此决不要过分夸大,毕竟有很大的局限与缺陷。”
但是,作为互联网技术上集大成的社交平台,微博带来的最大影响无疑是开放性的思维,在当前社会管理交叉着法治、人治和媒治的背景下,微博的成长性又确实给人以期待,因为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微博天生就是个“拆墙者”,作为一种工具,它提供的是“问责性技术”。(魏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