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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民工黄庆红在温州打工，春节想回家看女儿，四次跑到火车站买不到票。老板帮忙上网购票，要不进不去，要不进去了没票，好容易点中了，却不会用网银。于是黄庆红写信给铁道部：“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魔（磨）。今年我们想要这个样的折魔（磨），也没有了。”
我以为，黄庆红代表农民工的一纸诉求，会改变今年春运的某些生态，不料，随着媒体送给他一张机票，事件戛然而止。黄庆红“回家”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它本身携带的社会落差之痛依然存在，并且媒体赋予的结局，使得落差之痛又有增加。
一是个体与群体的落差。成为新闻人物常常能改变命运，但改变的只是个体，群体命运依然如故，且常常被新闻效应所遮蔽。正如黄庆红所说，我回家了，可工友们呢？他还可以加上一句，今年回得去，明年、后年又怎么办？
二是供应与公平的落差。今年的网络购票新规，与电话订票、票库票源一起共享，逐步构成了“公平购票”的网络。这些新方式的确可以打击黄牛，问题在于，打击黄牛并非缓解春运的核心。就经济规律而言，黄牛是一个指征，意味着供给已严重不足。但就铁路运力和票源而言，“季节性”并不能成为供给不足的借口，在西安、浙江等地，出现了为农民工团体免费订票、甚至满人数开专列的情况。而衢州一地更是出现工会代理车票，争取利益的好苗头。事实上，农民工们的返乡返城大方向趋同，临时性、有目的为农民工“量身增加运力”并非不可能。
三是文化与科技的落差。目前中国有1.4亿人网购，而今年春运全国运量将达31亿。1.4亿与31亿间，交集有多少？他们之间的落差，就是致信的黄庆红们。
中国网民达到4.5亿，但是农民工网民不到5%，且其中以游戏居多。一封不长的公开信中尚有不少错字，你能认为“黄庆红”们能够一夜之间熟练使用网银购票吗？一项公共政策，本以他们为主体，却无意间让他们掉了队。农民工被边缘化，一方面是城市的胸襟，另一方面是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滞后，然而这是他们应负之责吗？（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