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中国的个人外汇政策正大步向鼓励“人民币资产转换外币资产”的方向迈进，即“藏汇于民”，它的另外一种台词是扭转强制结售汇制度，让央行少接纳一些外汇。目前，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在7.8附近徘徊，创汇改以来新高。而据海关总署日前统计，2006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

在2月1日起即将实施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限制了个人结汇，也就是说个人所持外币兑换人民币的行为将被控制。这种降低个人大量向银行结汇的行为意在减小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另外，在购汇方面，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由2万美元提高至5万美元，央行希望民间更多地消费掉外汇。

中国在“顺差时代”的个人外汇政策的调整非常类似于1971年的日本。日本1971年的汇改是一种“自主控制的，渐进式”的改革，跟1985年的“广场协议”(重压下)改革哲学几乎截然相反。1971－1973年的日本也苦恼于它日益庞大的顺差以及美国的“口水抱怨”；1971年的日本也因为

外汇储备的增多，FDI的大量流入扩大了本国的基础货币；当时日本也因为一心一意守住固定

汇率(360日元兑换1美元)而承受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1971年的日本宣称：汇率是本国内的货币主权问题，向绝对的汇率自由浮动的方向靠拢也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地进行。

日本自然地首先想到控制贸易顺差，让赚得的外汇更多地花出去。于是日本在1971年宣布，国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并可以把这些外汇带出境，如果入境公民带来很多美元，这些公民不应该将这些美元兑换成日元，而是应该自己持有。随后，日本对企业用汇给予了“自由化许可”，日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可以自己保存赚得的外汇，只要向央行汇报一下金额即可。另外，日本政府开始对本国企业海外上市带回大量外汇感到担忧。

日本在1971年做出外汇调整的效果非常不明显，日本央行继续源源不断获得外汇，这些外汇继续转换成日元推动了日本的通胀。随后，一场灾难突然降临，1971年11月18日，尼克松关闭了“黄金兑换通道”，“美元即黄金”的荣耀不复存在，相当于美元自求贬值。日元不得已进行升值16.9%，1971年11月18日，308日元兑换1美元。当时日本汇改的关键词仍是“自主，渐进，灵活，适度扩大弹性”。同时，日本希望其他国家的企业来日本发行债券———武士债券，就像中国现在希望其他国家来发行人民币债券一样(吸走中国的外汇)。

但是，个人外汇政策和企业外汇政策的“宽松化”依然没有阻止大量美元的涌入。实际上，这个时候很多美元并不是依靠外贸出口赚取的，而是一些投机的热钱。日本给予的教训之一是，“消除被动囤积外汇，并不能仅仅通过鼓励人们持有外汇或者用外汇消费来解决，这种解决之道太弱小”。

在14个月之后，日本听从了“主动升值派”经济学家的意见，出其不意地调整日元汇率，升值14％，将日元汇率水平从308日元兑换1美元调整为265日元兑换1美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日本要求日元的汇率应在264日元－266日元之间徘徊。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现在人民币3‰的浮动区间。

但此后日本并没有从这一主动性调整获益。日本的出口仅仅在1972年第一季度下降了0.1%，随后大增，出口上升高达15.7％，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当年的GNP增长率达到10％。吊诡的是，日本政府竟然没有丝毫预见到这一情形，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汇率上升将拖慢了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既然汇率走强，就需要利率走软，于是日本官僚一致同意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不断削减贴现率，放松银根。结果，酝酿了日本的经济泡沫。更重要是，“剧烈升值派”的意见让美国代表的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的货币主权的内在软弱和毫无计划。当时他们几乎确信日本官僚们在捍卫汇率机制的连贯性上的决心并不大，于是日本的底牌被别人都猜中了。

日本故事给我们两点启发：一是，依托个人和企业外汇政策上的改革，并不能根本地解决中国外汇堆积的问题(虽然这些改革可以扩展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是好事)。第二，在决定外汇的币值和机制改革上，中国政府应该保持强悍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