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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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现状与主要问题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近 30 年来，科技传播已成为世界多所大学的一门教学和研究学科。科技传播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时有争论，但其研究生学位课程和该领域的博士研究成果仍在增加。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已有十几所重点高校明确设立了科技传播、科学普及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培养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高层次科普人才（表 1）。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率先开启了科技传播专业建设以及这一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到2010 年，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陆续开展科技传播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主要的培养目标集中在传媒和科技传播理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2010 年，中国科协发布《科普人才规划纲要》，对科普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作出了宏观规划，进一步明确了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任务。同年，中国科协科普部设立了“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在读硕、博士研究生进行科普研究专项资助，支撑和推动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2012 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协联合推进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试点工作，首批动员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6 所重点高校开展科普硕士的培养，主要的培养目标是为科技场馆和相关行业培养科普教育人才、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人才、科普传媒人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30 多年间，我国高校一直在持续为社会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尤其是近 5 年，我国推进高层次科普人才试点培养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然而这些成果与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以及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需要，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我国学者在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成果主要是围绕试点高校科普硕士培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探讨，散见于科技传播专业建设、科技传播人才或科普人才培养等相关研究中。通过文献梳理和对试点工作的研究发现，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当前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规模偏小与迫切需求之间矛盾凸显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存量严重不足。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中国科普统计 2017》显示，我国共有科普专职人员 22.35 万人，中级职称以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普人员占科普人员总数的 53.96%。这距离中国科协《科普人才规划纲要》提出的“到 2020 年实现全国科普专职人员 50 万人，中级职称以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普人员占科普人员总数的 75%”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然而，我国公众科普需求日益增长。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科普场馆事业快速发展，数量增长迅速，科普场馆的物质建设已经成熟，但是在软环境的建设方面明显没有跟上。大多数场馆在科普展览设计、科普教育活动等方面依旧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复制阶段，手段、观念陈旧，特别是有专业能力的高层次科普人才更是严重缺乏。以浙江省现代科技馆为例，对比日本科学未来馆，科学未来馆人员构成年龄分布合理、学历较高、专业对口，而现代科技馆人员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与技能较低，差距明显。另一方面，高技术企业、科普企业、科技传媒、高校、科研机构等也急需具备较高科学素质和科普专业技能且能够发挥科普效益的人才，向公众传播规范的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如高层次科技新闻人才。优秀的科技新闻报道，不仅能够对最新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宣传推广，还能很好地普及科技知识，提升受众科技认知水平，但由于科技新闻内容专业性较强、而对应的采编人才稀缺等因素，导致我国科技新闻报道效果不佳、质量堪忧。当下我国设置科技传播或科学普及相关专业、研究方向的高校数量有限，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以科普硕士为主，培养规模偏小、培养速度同科普场馆的发展速度以及公众科普需求增长速度相比较为落后，远赶不上我国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这与我国科普事业和产业的发展状况严重不协调。
2.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不健全导致人才培养与需求难以有效对接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框架缺少与科技传播或科学普及对应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专业），相关学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尚不健全。目前，大部分高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将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分别挂靠于成熟的专业之下。例如，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些试点高校的科普硕士培养挂靠于艺术硕士、教育硕士、新闻传播硕士等专业之下，形成科普展览策划与设计、科普产品设计、科普视觉传达设计、科普信息与交互设计、科学与技术教育、科学传播、青少年科技教育等不同的培养方向。虽然通过试点工作，我国初步建立了包括馆校联合机制、招生机制、“双导师”师资机制、理论课程教学建设机制、实践教学建设机制、专业学位论文指导机制、就业促进机制等来强化各方保障，促进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但教学资源共享机制、与科研院所以及行业企业联合机制、激励机制等机制的缺失，以及“双导师”培养模式中以学术型导师为主，教学模式偏传统，对科普一线的需求难以恰当把握。在教学内容上，理论性课程偏多，很多课程对于整个科普事业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科普人才的实践能力明显不足，无法满足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此外，我国也没有构建培养科学家成为高层次科普人才的机制和模式。仅依靠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很难满足实际需要，很多国家通过培训和交流合作等方式在科学家、工程师、教师中培养科普领军人物和骨干人才。在我国，科学家该不该做科普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高宏斌认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决定了其可以转变为科普高层次人才，主要包括高层次的农村科普人才、社区科普人才、企业科普人才和未成年人科技辅导员。在另一项研究中，高宏斌等指出科技人才不能等同于科普人才，科学家群体也需要通过学习与科普相关的理论才能成为科普专家。莫扬等基于中国科学院科研院所的调查分析也发现，虽然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技人员科研水平较高，但其科学普及能力并不强，而且缺少参加系统专业的科普培训学习的机会；即使有单位组织相关培训，但是往往内容不够系统合理，涉及科学传播理论及技能、技巧等关键内容很少。姜萍等对美国科学家科普培训的历史、体系、内容以及经验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我国缺乏专业的科学家科普培训机构等问题，建议建立专业培训机构，以及科学家科普培训项目化、培训方式网络化。
综上可见，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尚与我国科普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不匹配，难以保障培养任务得以实现，人才质量满足需求。
3. 外部政策等环境不利于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和职业生涯发展
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生活环境等，有些是我国各类人才培养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有些是高层次科普人才所独有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两方面。一方面，我国科普政策的知晓度不高，执行程度也不高。针对科普人才的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涉及高层次科普人才的相关政策文件主要有 2010 年发布的《科普人才规划纲要》、2012 年发布的《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作方案》和 2014 年发布的《全国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王永伟等认为应尽早出台相关文件给予科普硕士培养工作财政支持，完善其就业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优秀科普人才留在科普领域。据统计，目前科普硕士的就业情况比较多元化，主要去向不仅有科技场馆，还包括企业、中小学教育机构、公务员、高校或读博深造等，科普领域人才流失严重。这一状况若不从根本改变，为我国科学普及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科普人才就只能成为一句口号。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环境反映了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对高层次科普人才的认同程度。这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王永伟等指出各单位对于高层次科普人才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虽然试点工作主要为科技馆输送人才，然而科技馆专家并不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