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释放创造力解决“卡脖子”与“卡脑子”问题

《院刊》：如何培育我国科技界勇于创造而不是过于谨慎甚至墨守成规的科学文化氛围？科技界如何进一步释放创造力，从而强有力地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

高福：文化的变革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学文化氛围的培育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冷战”期间人类第一颗人造近地卫星——苏联“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发射，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为美国政府在科研上加大投入和后来成功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点燃了“创造力”的火花。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怀抱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怀揣赤子报国之心。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70 年来，我们党带领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从“饿着肚子”搞出“两弹一星”，到召开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吹响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天宫”、中微子振荡、“墨子号”等重大科技成果捷报频传，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不怕吃苦、不甘落后、勇于创新的良好科学文化氛围。然而，对标新时代，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们与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敢于“创造”的科学文化氛围仍然需要不断培育，不断完善。

首先，要有强大的定力和自信，在科技创新战略上坚持独立自主，兼容并蓄，广泛扩大开放合作交流，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创新不能一味模仿，更不能跟在一些西方科技强国的后面仅仅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要增强科学理性，抢抓发展机遇，不断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追跑、跟跑”向“并跑、领跑”的战略性转变。科学兴则国家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发展就有后劲。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补短板、强弱项，谦虚谨慎，认真学习，把创新、创造的认识深入人心，释放创新、创造新活力。科研人员在思考自己科学研究方向时必须头脑清醒、冷静，牢记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其次，要培育鼓励原始创新的文化和土壤，重构科学创新生态系统。若要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取得标志性科技成就，我们就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追求卓越科学，持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例如，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注重统筹协调，把握好基础研究这个关乎源头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创新之源，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同时，要有支持原始创新的文化和土壤，理解科学是具有偶然性的过程，理解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不能提前规划和设计未来的客观现实，进而建立容错机制，建立宽松的创新文化环境，构建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诚信体系。

最后，要根治严重影响科技创新的顽疾和瓶颈，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当前，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解决“卡脖子”难题，就必须从市场机制、合作机制、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狠下功夫，力促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倡导面向国家需求的新型创新合作机制，完善科技人员激励培养机制，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的修订，从管理等体制机制上切实为科研松绑。这种对创造的鼓励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发起。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发起大项目来支持倡导，也可以通过科学界的内部调整来逐步实现。我们要对提升创造力产生共识，虽然目前这种共识可能仅仅在某些学科初露曙光，在大多数学科还没有，而这恰恰意味着，创造与谨慎的平衡在各个领域被接受的程度和难度是不一样的，科学文化氛围的培育需要循序渐进。

       纵观历史，科学的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创新与创造也早已不分彼此，共同成为社会进步的代名词。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充分自信，保持理性，稳中求进，摆脱惯性，紧盯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重构科学研究“谨慎与创造”的平衡链条，我们的科技创新就能不被任何力量打断，中华民族的科技强国梦也一定会实现！（作者：赵军。《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高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2004—2008年任该所所长），《科学通报》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结构免疫学，如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递的机制以及艾滋病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等；研究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政策、全球卫生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