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释放创造力解决“卡脖子”与“卡脑子”问题

《院刊》：您刚才提到科技界需要平衡“创造”与“谨慎”，请问应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合理平衡？科技界“必须坚持的谨慎”和“不受约束的创造”又该如何区分呢？

高福：这首先要从理解“创造”与“谨慎”的内涵开始。“创造”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常常是“从 0 到 1”的突破，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其实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过去我们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遇到很多“卡脖子”问题，往往是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人们常常热衷于“1＋N”的技术应用和提升，用技术集成回避关键技术问题的研发创造，有时候更是回避这些“卡脖子”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不敢“碰硬”。现在看来，没有“从 0 到 1”的突破是不行的，没有关键技术的突破是不行的。颠覆性的创造常常是对现有规范或者秩序的一种破坏性挑战，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还有危险。

至于“谨慎”，我们常常说的“创新”一词的定义是“有使用价值的创造”，这里的“有使用价值”其实说的就是“谨慎”。谨慎是必需的，因为能保证对事物的实用性，但也会令人保守甚至让人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带来损失和伤害的事情。例如，转基因等遗传学领域的一些进展被贴上“生物风险标签”，汽车的发明在引发人类社会交通方式变革的同时加剧了空气污染。同样，科技界“创造”的步伐可能受到“谨慎”因素的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 · 索洛曾经说过，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是刺激经济发展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因素。而这则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发生：进行下游应用研究的人往往会比最初的研究者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回报，研究经费对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往往变得更加“谨慎”，进而导致了源头“创造力”的不足。

在理解了“创造”与“谨慎”的内涵以后，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科技界“必须坚持的谨慎”往往是跟伦理有关的谨慎，科学研究也可能造成巨大伤害。比如最近备受科学共同体抵制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便是对谨慎的科学伦理底线的突破，因此，科学研究接受约束是必要的。“不受约束的创造”是相对于谨慎而言的，科学创造需要减少甚至消除没有必要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创造力。

这两端都不可偏废，我们必须巧妙地加以调节，限制或废除那些阻碍创造力而不是那些可以减少伤害或抑制破坏的规则和规定。而要实现两者的平衡，一方面，科研主管部门要适度运用监管的“大棒”，秉承“创造优先”的原则，让科学家能够自主选择研究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力；另一方面，科学界与社会公众开展对话交流，开放并公开那些触及伦理范畴的研究工作，这样会促进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科研可能触犯“安全最优化”和“做好事”戒律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