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 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

《院刊》：从 1951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算起，您参与和见证了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前 27 年和之后 40 年的国家重大建设。也见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第一”，以及知识分子“要从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的“第一”。这两个“第一”到底是怎样体现在国家的建设中的？或者说，科学技术或脑力劳动的作用，究竟怎样体现在我国的建设中？

何祚庥：最近我刚刚写了一篇短文，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相辅相乘”的关系。注意，不是“相辅相成”，而是说“相辅相乘”。或者说，适用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互关系的不是加法，而是乘法。怎么讲呢？我们简单而言，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三国演义》里的“火烧博望坡”。博望坡在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公元 202 年，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于禁、李典进攻驻防在新野小城的刘备。当时刘备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曹操大军则有十万。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气定神闲毫无惧色，他将战线后撤，选择在博望坡与曹军对峙。诱敌深入，以火烧之。博望坡一战，关羽和张飞率领的刘备主力军五千人，打败了曹操十万大军！那么，这个账就很简单，诸葛亮的指挥能力对战争的贡献，可以说是将军队的战斗力，即“效用”，从五千扩大了 20 倍，也就是五千的人马却发挥了十万人的“效用”。那这 20 倍的贡献，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功劳。

所以我说，效用=劳动×知识。首先，二者是合作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没有诸葛亮运筹帷幄，五千对十万的仗是没法打的；没有关羽和张飞等将士的上阵杀敌，曹操大军也是赶不走的。所以，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没有两者的结合就没有“效用”最大化，甚至没有“效用”。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所谓劳动和知识的“结合”，是说这两者应是“相乘”的关系，而不是相加或其他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对于劳动有一个乘数增长的放大作用。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了知识的力量，那到了近现代其中最重要的“知识”，也就是“科学技术”。而因此，在“效用=劳动×知识”，这样一个公式中，也就体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

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前进，希望能建立一个把科学技术或知识分子的贡献也计量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还需要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刊》，在 2016 年 8 月的《中国科学院院刊》上，曾刊登了由我所写《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长文，就是讨论这一新的理念的初步研究的。谢谢《中国科学院院刊》对我的采访和报道！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27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干事。1956年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一批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五批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在北京大学招收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并关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事业的早期开拓者。近十几年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问题，特别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经济学理论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