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 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

 《院刊》：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从此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我国的地位有了地覆天翻的变化。40 年后的今天，国家已沧桑巨变，而科技则一如既往发挥着重大作用。您参与了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今天再次回望 1978 年“科学的春天”，您认为“春天”能够到来，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何祚庥：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的确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但从我所参加的科学大会来看，我的体会是所谓“科学的春天”有两种含义：一种含意是指狭义的科学技术已面临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机。例如，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除了由小平同志在 1978 年 3月18日作了一个《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重要报告，定下发展科学的大政方针之外，还通过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八年规划纲要》，实际上是新中国第 3 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但是，如果谈到“科学的春天”的真正的内涵，我感到这里的“春天”，更重要的是指“大气候”。也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大气候”，已进入了“春天”。标志着这一动向的是小平同志在大会所做讲话——在他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两个观点：（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2）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这两个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将发生大变化。

反映上述两种含义的“春天”的具体措施之一，是撰写全国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组有两组：一个是政治组，主要是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做准备；另一个科学组，主要起草《八年规划纲要》。我主要参加的是科学组的起草工作，同时还多次参与政治组起草的报告的讨论。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什么会在 1978 年召开这么重要的会？我想促成的因素有很多。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由于小平同志“东山再起”，重新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 年 7 月16—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小平同志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时，小平同志主要负责的工作还是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虽然已经站在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还不是“一把手”，只是重新出来参加工作。中央就副总理分管领域征求小平同志个人的意见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希望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和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而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 1975 年出来负责整顿“文革”期间的各种乱象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解决好中国发展科学和教育的方针和政策，是个大问题。

小平同志正式出来工作后不到一个月时间，1977 年 8月4日，著名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召开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小平同志在会上下决心拍板恢复。同时，会议用高规格接待了与会的知识分子们，而且小平同志还全程参与，这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吹出了一股“春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开始在社会上萌芽。这样到了当年的 9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了要在次年也就是在 1978 年 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再有一点，就是上边提到的《八年规划纲要》，也就是“春风”带来的“百花”盛开，要有具体措施。《八年规划纲要》是早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由中科院起草了一个初稿。现在就应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更广泛地征求科技界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并在会上做出正式决定。“科学的春天”不仅仅是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出的“宣言”，而是包括了可以付诸行动的“措施”，这才使科学的“春天”真正地到来。在 1978 年通过的《八年规划纲要》中，就对我国未来八年科学技术奋斗目标、重点研究项目以及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组成等都做了具体部署，共确定了 8 个重点发展领域和 108 个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基础科学规划、技术科学规划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由方毅副总理对《八年规划纲要》做了说明。我参与的工作之一，就是协助当时负责起草《八年规划纲要》及其说明的邓裕民同志起草各有关初稿。方毅同志的讲话和小平同志的讲话一样，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除了参与多个文件的起草以外，还具体参与了两个重点项目的策划和讨论：一个是中科院要不要成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另一个是关于中国应发展激光武器还是发展粒子武器的争议。我是主张发展粒子武器的积极支持者，理由是粒子武器有携带动量较大、破坏力较强、电能转化为粒子能量的效率较高等许多优点，而激光武器却有电能转化为光能的效率甚低，激光聚焦的能量密度虽然较大但携带动量偏小，也较易被预防等许多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过，最后我的意见，未能被采纳。但是，这一争论仍不失为一场有价值的争论。我对激光武器的许多批评虽然在当时未被会议所接受，但提出的许多论证却是“言之有理”。这一争论也有一结果，这就是后来人们转而注意到要发展电磁炮。这说明大力发展激光武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发展某种新式武器的同时，努力注意减少、克服和弥补这种新武器的重大缺点，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一事例也说明在重大科学项目的确定上，需要有充分讨论，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广泛吸收不同意见。即使当时有许多事情未能看得很清楚，但只要是“言之有理”的科学争论，就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直至开花结果。

大会结束后，各项科学工作就在小平同志、方毅同志等的亲自关怀下和《八年规划纲要》的具体指导下，不断开创新的局面。这其中有一项，就包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在科学大会召开之际，会上的物理学界的许多前辈们曾共同商量，在现在的发展形势下，物理学界应该重新提倡 20 世纪 70 年代初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向周总理提出的“注重理论研究”的重要意见。而在当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一提议当然未能实现！在 1978 年科学大会后，我们物理学界的许多同仁，当即提出了具体行动建议——在中科院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由我负责起草了一个新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报告，并建议由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学部委员（院士）任所长。这个建议报上去以后，得到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同意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使得我国“两弹”理论研究成功之后，理论物理界又有了新的施展抱负的平台。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当时全国的科学研究，在“春天”里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