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 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

《院刊》：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最重要的论断正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您是我国和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同时，您还是著名的马列理论专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有人称您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栖院士”。40 年后，由您这位“两栖院士”再来回顾这两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论断非常有意义。您怎么看这两个论断？

何祚庥：我想主要从时间上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定位做一点梳理。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中共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 1956 年召开的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曾说过“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周总理这个讲话不久就挨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到了“文革”，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为什么是“老九” ？因为那时有个排序：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最后第九位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往前追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纲是把知识分子看作反动阶级的，是要打倒的，但后来有所修改，知识分子变成要争取、团结、改造的对象。而实际上，有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并未获得科学的回答。例如斯大林在 1952 年写的一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讲了脑力劳动者是剥削阶级。斯大林就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把学校通通关闭，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一律下乡、下工厂，学工、学农，也应到工农群众里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原因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里，脑力劳动者是剥削者。既然是剥削者，到了“文革”时期，也就必然是要被打倒的“臭老九”。

到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还引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篇文章里讲述的一句话，“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做了彻底的平反。

至于“科学技术有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这就更加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了。如果查阅一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一直被列入社会意识形态，甚而是上层建筑范围。例如，早在 1921 年，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就不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而且连“科学的实验仪器，国家机关里的房屋、大炮、算盘、图表等，艺术中的画笔、乐器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又如，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哲学界经历了一场哲学上的大论战后出现的一本巨著——米丁教授所著的《历史唯物论》，就将科学划入上层建筑。形成这一划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一词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在内。而社会科学中的某些讲革命斗争的理论，无疑带有阶级性，无疑应列入上层建筑。

1950 年，斯大林发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首次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次大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起了一定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因为在那一时期，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各个范畴无一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甚而连生产力的概念也要标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斯大林在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被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

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所用到的分析语言有无阶级性的研究方法，很快地被人们移用到其他领域，从而提出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1953 年，由胡乔木同志为中共中央所起草的《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中指出：“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还是适用的。”“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一边的问题。”

又如，1956 年陆定一同志在所撰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中曾写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1957 年，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康生等人却大说特说自然科学有阶级性，而且当代的自然科学当然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于是，在“文革”期间，自然科学必然也就在“打倒”之列。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自然科学里被“打倒”的第一个突破口。陈伯达曾经代表中央部署要“打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那时，在陈伯达部署下，中科院的造反派，就组织了一个“相对论”的大批判组。参加“大批判组”里的某位成员，提出了一个打倒相对论的著名“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在 1969 年 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修先开第一枪，而‘苏修’却可以说是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按照‘同时性的相对性’，就无法做出客观判断。”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必须打倒”！这个论据在我们这些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理论的人们来讲当然是非常简单而可笑的谬误！但是在当时却是非常“有力”的带政治性的“大批判”。一时之间，那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人再也不敢为其辩护了，因为“谁”要替相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

时间这就到了已经提到的 1975 年的《汇报提纲》，它对马克思主义里的自然科学的性质做了大颠覆，它将“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修改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汇报提纲》最后报上去，毛主席在这句话上打了问号，这样《汇报提纲》里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就变成了“伪造的毛主席的话”的铁证。问题太严重了！接下来，胡耀邦和李昌等人就当然再度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相继再一次被“打倒”，而且还要在中科院里，要组织全院大批判。那时我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由于我也是“毛主席语录”的“伪造人”之一，所以按理也会受到批判。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批判，而且我记得马克思曾讲过类似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许多话，那时我就查了很多资料，收集了诸多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备受到批判时，可以说“你们在批判马克思”。但由于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爬虫”，江青等造反派也还不屑一顾。后来，我就将我所收集到的马克思、列宁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语录”写在一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小册子里。

鉴于上述林林总总、反反复复的历史，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就是要改变这许多年以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诸多错误定位。大会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从此广大的科技工作者甩开了头上的“紧箍咒”，开始热情迸发地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

而极其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更在此后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优化。1988 年 9月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小平同志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1992 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能有希望”。

所以，自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而且相应的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上升。不仅上升到“依靠”的地位，而且还提到“第一”的地位。不能不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要从‘老九’提到第一”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