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负面冲击与正向效应

中国因何要扮演“积极引领，有限担当”的角色

关于领导者角色，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理解。领导者具有垄断地位、主导地位、引领地位、贡献地位、参与地位等多种层次。“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竞争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美国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地位。显然，中国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和思维，但是立场坚定，贡献有力，走在前面，具有引领者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领导者地位，不会是去主导，更不会寻求垄断。即使是经济、政治、军事具有垄断和主导地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也不可能承诺资金、技术和“大跃进”式的减排目标，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必要在资金、技术上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空缺。一方面，资金、技术的需求是无限的，无偿捐赠，多多益善。中国不可能满足这一“无限”的需求。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国际主义”援助，对外出钱、出力、出人，不可谓不竭尽全力，最后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作为气候进程引领地位的领导力，可以借鉴美国，授之以道为要，授之以渔次之，授之以鱼再次。授之以鱼，主要是宣介“鱼”的存在和机遇。授之以渔，主要是传播捕“鱼”的方法。授之以道，主要是开导转观念、转方式、自主创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不是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实现的，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无偿援助十分有限，美国在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就断绝了对中国的官方援助。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改革，是市场。因此，给钱给物只能是少量的、次要的；关键是价值理念和市场机制的构建。即使对于发达国家，《巴黎协定》也没有明确规定有法律约束意义的“绝对”担当。不论是减排目标还是资金贡献，不仅具有资源属性，而且具有市场属性。例如资金，就包括了私营企业的参与和贡献。

尽管欧盟不具备主导地位的领导力，但是欧盟的引领者地位的领导力是确定的。印度作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排放需求巨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推进《巴黎协定》进程上，是有话语地位的。印度和其他相对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得不到具体承诺和兑现的情况下，不会像美国那样退出《巴黎协定》。但是，他们会表明诉求，相应减缓《巴黎协定》的落实进程。从这一实际情况看，国际社会也不应该期望《巴黎协定》的执行势如破竹，一日千里，顺利实现。

作为世界唯一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主导国际治理进程的国家，美国不可能放弃对气候治理的领导权。美国明确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在公约机制外启动了“亚太伙伴关系”机制对冲“京都机制”；作为公约缔约方保留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尽管美国不是《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却也没有放弃《京都议定书》执行的领导权。面对中国、欧盟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坚定立场和意愿，《巴黎协定》的执行必然比《京都议定书》更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想象美国会主动退出国际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美国会以类似于其《京都议定书》的某种参与形式继续参与。在适当的时候，美国会回到“巴黎气候进程”。这一时间可能是特朗普任期届满，甚至有可能提前。考虑到美国的这一实际情况，中国的选择也应该是无限责任有限担当，顺势努力积极作为。

中国如何扮演“积极引领，有限担当”的角色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气候进程引领者，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包括：（1）推进绿色低碳、生态文明转型发展进程和实效；（2）积极主动履行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3）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合作，提供道义领导，推进国际气候制度的完善；（4）注重与全球治理的实际或潜在主导者、引领者、中坚者、协力者形成联盟，求同存异；（5）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前提下，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具有市场前景的资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

从上述分析看，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会对“巴黎气候进程”带来颠覆性的破坏，反而可能有助于增进国际气候进程的其他引领者、中坚者、协力者和参与者的共识，强化立场。但也要看到，不论特朗普退与不退，《巴黎协定》所规定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毫无阻力、毫无悬念、毫无困难地实现目标。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不必自我拔高去充当主导者，也不必自我降格以求随大流。（作者：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