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负面冲击与正向效应

 负面影响的正能量

普遍而言，国际社会看重美国，希望美国能够担当起“带头大哥”的作用，与国际社会一起，推进“巴黎气候进程”；对于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人们普遍表现出失望、无奈、困惑，甚至愤怒，但人们所担心的5个负面影响也正是 5 个正能量所在，对推动《巴黎协定》更加有力。

对国际政治意愿动摇的担心

《巴黎协定》谈判中，中美几度联手，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提交批准文书，表现出强有力的国际政治引领作用。尽管美国在《巴黎协定》排放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于“京都时期”有所弱化，但还是历史累积的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当前乃至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第二排放大国。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绝对强势地位，也不是其他经济体可以简单挑战的；美国的技术优势，在全球处于总体的领先地位。因此一旦美国表现出动摇，人们自然认为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政治意愿的弱化。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是“伞形集团”的“首席代表”，那么“伞形集团”其他成员国（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否也会如同“京都气候进程”一样，步美国后尘？在 2017 年 5 月的 G7 峰会、6 月的 G20 峰会上，关于气候变化和《巴黎协定》，与会国形成泾渭分明的 6 对 1、19 对 1 格局，美国的“特立独行”，并没得到任何“盟友”的点赞和参与，表明美国退出的孤立和世界团结推进“巴黎气候进程”的状况。

对气候资金缺口的担心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资金，发达国家可以自筹或依靠市场，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气候脆弱性强，资金内生能力弱，资金对外依存度大。一旦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明确退出，《巴黎协定》所预期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缺口，必将阻碍“巴黎气候进程”。应该说，这一担心是现实的，真实的。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表示出资 200 亿元人民币开展南南气候合作，美国出资 30 亿美元。客观地讲，相对于人均收入不及美国 1/5 的中国，美国的贡献并不算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增加资金的意愿和能力均大幅下降。尽管中国表现出强有力的资金承诺，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尚有数以千万计的绝对贫困人口，社会保障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严重，尚不具有弥补巨额资金缺口的能力。

然而，如果换一种视角考察一下，会发现资金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1992 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达国家表示其国际发展援助支出不低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7%。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经济体量较小的北欧国家外，体量较大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兑现其政治承诺。中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没有依靠多少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且，即使是气候变化资金承诺兑现，也不可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巨额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退出，正好给了犯有“资金依赖症”的国家和人们一记猛棍，使他们开始认同“丢掉幻想，脚踏实地，撸起袖子，行动起来”。

对美国不作为的担心

美国经济体量大、人均碳排放高，如果美国不采取减排行动，必然会对“巴黎目标”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特朗普不仅拒绝提供支持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对美国国内的减排，也废除了许多积极政策，减少了联邦政府的经费支出。影响是显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实际考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担心自然会消解。从历史而言，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实际上仍然在低碳的道路上前行，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处于下降通道。美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均碳排放二氧化碳超过 20 吨/年，已减少到 2016 年的人均不足 16 吨/年。这一趋势是必然的，不会因为简单的某些政策调整而终止。从现实而言，低碳是大势所趋，是竞争力所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不可能主动放弃其优势的竞争地位。从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反应看，许多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表示仍会继续低碳行动。

 对可能滞缓低碳技术进步的担心

研发投入具有时滞效应，也具有不确定性。因而，许多国家在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定比例的额度，用以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和补贴。例如风电、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纯电动汽车的补贴、低碳建筑的政策优惠等，对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消减支持研发的财政投入，则可能滞缓低碳技术的演进。

但从某种角度上，政府的财政投入，多“有心栽花花不活”，而企业的自主研发，则“无意插柳柳成荫”。美国的特斯拉纯电动汽车，并不是靠政府财政研发投入推出的。《巴黎协定》目标所给出的巨大的市场预期，已经形成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投资商、企业家和社会，大力投入低碳技术。

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缺失的担心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心理预期，“国际社会需要美国的领导，需要美国主持国际事务。”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美国的话语地位显然是强势的。美国在 2016 年 10—12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升至创纪录的 5.05 万亿美元，占比为近 64%。同期欧元占比 19.7%，日元 4.2%，人民币占比为略高于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美国 16.77%，德国 5.88%，英国 4.86%，日本 6.02%，中国 3.66%，沙特 3.16%，印度 1.89%。

人们在意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强势。但是，这种格局在变化。世界能源的消费格局中，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占世界总量的 29% 到现在的 16%；美国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也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40% 下降到 2016 年的25% 左右：处在下降通道。而同期能源消费占比，中国则从 7%上升到 23%，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也从不足 5%提升到16%左右。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的地位，处于上升通道。这样，不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是否已做好准备，都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虽不可能取代美国，但与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也会表现出责任担当，不会让“巴黎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更不会自行终止“巴黎气候进程”。针对特朗普要重新谈判的表示，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一口回绝，绝不重新谈判，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立场坚定，维护《巴黎协定》。因而，国际气候治理架构会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