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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G20峰会的政治安全背景也很重要。去年以来，大国关系当中的紧张因素继续增多，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呈现碎片化的趋势。脱离了总体稳定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是无本之木，欧洲经济在美俄尖锐战略矛盾和各种传统、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夹击下更难脱困便是例证，东亚亟待管控的地缘政治危机和海上争端也非常具有牵动性。
杭州峰会将为一系列重要的双边访问和会晤活动提供场合。这种双边活动已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顺访中国开始。中加关系在艰难跨越了因人权、司法问题分歧而造成的停滞之后，近年发展迅速，双方在能源、农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加方也在积极考虑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拿大作为西方七国集团成果，如果能够放下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傲慢，中加关系将从浅滩激流进入广阔航道。
在一系列双边活动中，中俄元首会晤、中美元首会晤最引人注目，它们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达成什么样的谅解，形成什么样的大国平衡，倡导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分量不比G20多边议程轻。
在欧亚、东亚地缘政治竞争回潮的氛围中，中俄、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微妙的再平衡，三大国之间进行着谨慎、精细的互动。从一段时间以来的三角关系态势可以看出，并没有哪一方希望自己跳入或被三方当中的某一方拉入大国激烈对抗的陷阱。
与此同时，美国拉拢亚太盟友伙伴对中国加强战略遏制的策略将在属于中国的“主场外交”当中受到“迎击”。在美国的盟友伙伴当中，即便那几个最坚定的也不得不承认经济上、市场上离不开中国、安全命运也越来越受中国直接影响的现实，需要与中国加强沟通。
如果中韩、中日首脑会晤以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晤得以在杭州举行，并且释放积极和建设性的信号，对一段时间来因朝核、“萨德”、南海、东海等问题而阴云密布的东亚安全形势来说将不失为一种安慰。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杭州峰会为人们检视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窗口。奥巴马总统借来华参会之机，对中国进行他八年任期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他们两人分别作为两国国家元首的第八次会晤。
中美关系正处在又一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期。奥巴马政府已近执政尾声，2016美国大选将在希拉里 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之间作“非传统的”对决，2017年以后的中美关系面临实现平稳过渡、应对美国对华强硬主张抬头、穿越南海问题带来的竞争等艰难挑战，能否保持目前难得的总体稳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奥巴马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将在未来体现较强的延续性，特别是在军事安全方面。当前和今后主导美国亚太政策思维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美国领导的秩序能否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如何处理亚洲日趋紧张的安全竞争和中国的历史性崛起。
未来中美互动的本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相互调适，这一特点在即将进行的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将有较鲜明的体现，而它能否为下一届美国政府所理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也要看本次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和成果。
对中国来说，影响现存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首要问题之一始终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不打算让度更不会放弃对现行秩序和体系的主导权，中国则不打算也缺乏能力在现行秩序和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从经济到安全，中美应当努力实现彼此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