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频现黑手：为群众争取一碗肉 干部要分一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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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项目和资金下拨到基层，当前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腐败风险上升。《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使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严重剥夺。除了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外，一些“非典型”的“回扣式”腐败，正在成为基层干部蚕食群众利益的新变种，即“给你争取一碗肉，你得让我喝口汤”。
多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相较于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人数更多、范围更大的村组干部“微腐败”，惩处起来掣肘颇多，力度也显不足。
扶贫资金被当成“唐僧肉”
广西一些受访纪检干部说，他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少村干部认为，申报扶贫领域项目很辛苦，从资金里抽取一些“回扣”理所应当，把扶贫资金当成了“唐僧肉”。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中部地区一国家级贫困县下乡时，有村民反映，2014年，该村以42户村民名义申报了一个茶叶种植的扶贫项目，种植规模为222亩，项目资金44万元，按照政策，75%的资金要分配到户。而经村民实地丈量，项目实际面积不足20亩，且42户村民中还有去世多年之人。同时，发放到村民一卡通的资金第二天就被村里套走，村民每户只拿到200元，项目至今仍未实施。
据了解，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在当前扶贫领域是涉腐基层干部惯用的违法手段。“近年来查办的扶贫领域腐败案件，主要发生在惠农专项资金、退耕还林补贴、低保发放等领域，有的干部‘雁过拔毛’，贪婪程度令人震惊。”陕西省山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席健康说，全县有86项惠民补贴，形式上虽然实现了“一卡通”，但在申报环节仍存在漏洞。犯罪分子往往采取虚列名单、偷刻印章、复印村民身份证、冒领等方式，或在申请审批过程中“吃拿卡要”，犯罪形式也更加隐蔽。
西部地区一设区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曾查办当地的一起案件，一国家级贫困县申请了100万元资金为一个村修桥，经各级干部层层截留，最后真正用于工程的竟然只剩下7万元。
除此之外，多地群众反映，要获得一些帮扶，必须通过村干部的申报，诉求才能上达，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后者，满足对方的索贿要求。
广西博白县近期查处的一起案例中，新田镇百岸村原村支书蓝元雄在帮助群众申报农村改厕项目时，按每户50至100元的额度收取好处费共1.27万元。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镇一村主任为村民申请低保后，困难群众来领取时，先要交500元的好处费，否则“一律免谈”。
记者近期在陕西关中地区某县采访时，一位农村低保户反映，村主任找到他索要数百元费用，理由是“为你办低保跑前跑后，你不给报销个路费？”“村干部不帮着申报，咱连低保都吃不上，给就给吧！”该村民无奈地说。
个别手握扶贫项目和资金的权力部门负责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将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变现谋利。已被提起公诉的江西省分宜县扶贫和移民局原局长龚平供述，每年除固定的扶贫资金外，省里下拨的数百万元经济发展资金由该局自主安排。为获得这笔款项，当地12名村支书累计向他“进贡”32万余元。
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热衷向龚平争项目争资金，一方面是因为争取到项目后可以加强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移民项目的验收，虽然县移民局要求项目要做到100%，但实际上只要做到七八成就可以通过，剩余的钱就成了村里的开支。
此外，部分基层干部还存在“优亲厚友”行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发放低保过程中，有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照顾亲属，大搞“人情保”“关系保”，搞“利益集团”。发放危房改造、农村改厕、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时，不从实际出发，对不符合条件的亲属，“创造条件”也要给亲属，对符合条件的其他群众却视而不见。
记者在安徽省金寨县采访了解到，该县白塔畈镇光慈村党总支书记王孝华存在违规办理低保、优亲厚友问题。经查，2009年至2015年3月，王孝华利用职务之便，违反有关规定为其父母办理低保，先后骗取低保补助款1.63万元。
扶贫公事成个别村干部“私家事”
由于村级民主监督不到位，扶贫公事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家事”。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发现，依照申报扶贫领域资金的文件要求，申报人选需要首先经村民主评议、评审。但实际上，不少村没有做到民主决策，该开的会没有开，大多数是由村“两委”负责人说了算。一些惠民指标、扶贫资金安排等，少数村干部“私下一商量”就决定了，为暗箱操作、优亲厚友埋下隐患。
“国家的扶贫政策是真好，可底下的有些干部以权谋私，让中央的温暖打了折扣！”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群众如此反映。
据了解，政策宣传不到位、村务公开不足，使不少群众对扶贫政策知之甚少，即使被侵害利益也浑然不知。《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贵州省三穗县滚马村村委会看到，村里的阳光民生监督公示栏十分老旧，“三资管理”“粮食直补”“项目建设”“临时救助”等分栏下一片空旷。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不少县级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对惠民政策宣传不够，认为业务部门只需做好业务即可。在此情况下，原本规定明确、边界清晰的惠农政策，成了村组干部的“自由解释权”。
“许多案件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贵州省贵定县第三纪工委书记罗华说，但为何能得逞？一个原因是扶贫项目量大面广，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部分群众不知情。“以生态公益林补偿款为例，这本是国家生态保护的举措之一，在一些地方却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甚至沦为村干部侵占的‘财源’。”他说。
虽然国家有关扶贫领域资金制度的设计相对完善，但基层却时常出现审查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审核程序的情况。据了解，以低保金发放为例，一些乡镇往往仅有1至2名干部对全镇低保户的资料审核把关，由于人手少力不从心，导致低保户的受理、民主评议、入户调查等工作多由村干部一手包办，为后者贪污、虚报提供了便利。
江西省委第八巡视组巡视发现，在县、乡、村一级，扶贫资金监管缺失，乱象丛生。有的违规向非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贴息，有的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有的实施扶贫工程项目不规范，有的骗取扶贫资金，部分基层干部在资金分配和使用过程中有以权谋私、克扣贪污、收受贿赂的情况。
与此同时，少数基层干部自我要求不严，工作不在状态，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淡漠，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导致的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屡有发生。广西武宣县扶贫办原主任覃圣巍任职期间，在开展贫困村重点产业开发项目工作中，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给国家造成63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财物2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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