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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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排放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责无旁贷，并已积极开展行动。
9月下旬，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新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发国内外的热烈关注。新声明使气候变化又一次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也为11月30日至12月11日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新气候协议注入新动力。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应对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过，几十年来，关于气候变化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在科学上一直争论不断。目前为止，很多问题仍未厘清。
科学上的争议由来已久
早在100多年前，科学家就意识到要科学地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然而，在百年的发展中，对于气候变化科学性的纷争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全球气候是否在变暖？气候变化是否由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还是由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环境问题？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坦言：“气候变化有观察以来，用一个确定的东西描述几乎不可能。”他解释说，200年前的温度计和现在相比精度肯定不一样，而且也找不到任何的科学依据来证明中国那时候对气候的变化进行了科学的观察和纪录。“所以长期以来，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直到1988年，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国际上才有了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依据。IPCC先后发布了五份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均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尽管气候科学的部分领域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正年复一年地增加。”
无论气候变化在科学上的纷争能否达成一致，至少当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已达成一个共识，即“气候变化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的博弈
1992年，巴西里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出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国际社会真正开始采取行动。
从UNFCCC签署至今，尽管对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还是无解，但那时责任的认定却很清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当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200亿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李俊峰说，当时的谈判很简单，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自愿减排，但是不能影响发展能力。
虽然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但由于中国已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加上过去2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自 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开始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承担某种形式的减排责任。自主贡献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渠道。
“我们愿意接受自主贡献这个提法，希望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中国也要提出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作出改变。”李俊峰认为，一方面，十八大报告要求为全球的生态文明作出贡献，做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从自身的发展来说，我们确实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同持续的问题。
作为排放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责无旁贷，并已积极开展行动。
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
9月25日，中美双方联合发布新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次声明深化并细化了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尤其在落实资金方面。中国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的许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尽快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在此次声明中，中国首次明确计划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覆盖多个重点工业行业，同时还将推广低碳建筑和低碳交通，发展清洁能源。
是机遇不是“阴谋”
“气候变化最早被认为是一个阴谋，大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抑制。”李俊峰称，即便是“阴谋”，对我们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低碳发展可以倒逼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
在李俊峰看来，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导致大量的产能过剩。只有淘汰过剩产能才是转型，这是发展理念的转变。要低碳发展，中国面对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改变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消费。
据了解，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是整个能源工业最重要的基础，约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70%。中国目前有9.6亿千瓦的燃煤发电厂，且90%的发电厂都是新建的。如果再增加3亿千瓦至4亿千瓦，平均年龄不到十年。也就是说，当2030年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时，这些新建发电厂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淘汰起来难度很大。
即便如此，李俊峰认为中国的能源结构也需转型，“要减少对于煤炭的依赖，即使慢，也要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在机制体制上必须作出重大的改变，不改变能源结构，中国就没有竞争力。”
此外，李俊峰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必须改变，“有些东西必须考虑与全球接轨，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转型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推动大家加速发展、提高认识的过程。”（记者：罗先勇 王芳/《中国报道》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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