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健康：“丝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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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丝路国家”健康保健的“中医药方”
治国与治病、保健、养生道理是相通相济的。《千金要方•诊候》提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汉书•艺文志》提出：“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实践已经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治标之策，“丝路国家”创新国家治理模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健康国家，需要寻求“有机统一，整体关联”的东方治国智慧，其国家健康保健的“中医药方”可凝炼为“驭资本、术轻重、积信用”九字方略。
首先，“驭资本”。资本是一把“双刃剑”，说资本是个好东西，是因为资本犹如国家肌体的“血液”，如果资本匮乏稀缺，国家就会患“贫血病”；资本是组织人类活动的纽带，资本与劳动一样，是从事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说资本是个坏东西，是因为资本具有强烈的贪婪性、掠夺性和腐蚀性等坏品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
一般而言，国家行为是人民、资本、官僚和宗教四大力量博弈和妥协的综合表达，如果资本力量一枝独大，资本就会“俘获”国家。对于一个“资本异化型”国家，国家就蜕变为“人格化的资本”。在致富至上、利益至上等信仰驱使之下，国家宗旨目标从原来的“以人为本，谋求幸福最大化”，扭曲为“以资为本，谋求财富最大化”，国家发展的手段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如何驾驭资本，给资本套上“笼头”，抑其之害，扬其之利，让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当代国家健康管理必然直面的首要任务和最大挑战。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具体国情，对资本的态度，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节制排斥，而是驾驭利用，促进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驾驭资本的第一要务是探索一套既能高效利用资本，又能熟练驾驭资本，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实现劳资平衡，共享双赢的制度机制。
其次，“术轻重”。平衡是国家健康的核心要义与标志，《黄帝四经•道法》曰：“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市场是一只具有自组织功能的“无形之手”；市场竞争是一场“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的“非对称”博弈；市场经济是一个“损不足，补有余”的“正反馈”系统。如果没有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无形之手”予以干预、约束和调控，市场系统必然偏离均衡，日益失衡失调，直至崩溃毁灭。简约言之，轻重之术的核心要义就是平衡之道，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就是以政府“有形之手”调控经济活动，因时因地，宜敛宜散，或贵或贱，平抑物价，保障供给，通调民利，维护公平，增加国蓄，聚积国财。
当前，迫切需要“一带一路”国家打破和抛弃对“市场原教主义”、“华盛顿共识”等西方经纶教条的迷信和崇拜，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曾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因此，“一带一路”国家必须有效地协调好和发挥好“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作用，“有形之手”必须“有所为”，要善于运用轻重之术，通调民利，削峰垫谷，做到“藏富于民”、“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精英”、“藏富于商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财富鸿沟”，实现包容性发展。
第三，“积信用”。老子曰：“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信用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支点；一个文明社会，也一定是一个信用社会；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背后必然伴随着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信用是以国家为主体所形成一种信用活动，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网络化“四轮驱动”的高风险时代，国家信用成为维系国家生存的“粮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成为国家发展繁荣的“财富之源”。
今天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从本质上来说，都源于国家信用的危机，是国家信用过度膨胀、过渡透支、过度滥用酿成的苦果。国家信用得难失易，它要靠年复一年地日积月累，需要精心地呵护和培育，稍有不慎，国家信用就可能在一瞬间轰然崩溃。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说过：当一个政府不受欢迎，失去了公信力，无论颁布好的政策还是坏的政策，都会被人民责难；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人民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塔西陀陷阱”。因此，“一带一路”国家要亟待创造好，保护好，使用好国家信用、政府公信，走出“塔西陀陷阱”。
（作者：杨多贵、周志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