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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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森严，践踏人权，封建农奴制在东方的最后堡垒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1916－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子。……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封建农奴制下，人被划分为等级。在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将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律化。法典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
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使旧西藏成为一个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社会。至20世纪50年代末，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居前的七八家贵族，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15克相当于1公顷）。十四世达赖家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达赖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珍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而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处境悲惨，毫无人权可言。对这些人，西藏有民谚称：“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
——封闭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绝非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梦幻般美妙绝伦的人间乐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寻“香格里拉”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视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旧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十四世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
亲历旧西藏的中外人士无不被其落后的社会场景所触动，并留下许多身临其境的描述。1945年，李有义在西藏实地考察数月后观察道：“在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约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败的景象。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几处人去楼空的废墟，垄亩痕迹依稀可辨，人烟却已杳杳。我所经过的这种‘鬼镇’何止百处……我出发考察时正是秋收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在内地比较落后的农村里，你也可以在农民的脸上看到收获的喜悦。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农村，我却不曾看到一副喜悦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是贵族和‘差领巴’（收租人）对农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听到的是农奴的哭泣和叹息声。”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也写道：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曾任西藏自治区广电厅厅长的杜泰（藏族）回忆说：“当1951年我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贫困和破败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拉萨除了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没有路灯，没有供水和排水设备。街头经常看到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还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鲁布邦仓’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围也是乞丐聚合地。当时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1950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后来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向噶厦发电反映昌都地区情况时说：“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县）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
大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中叶，西藏的旧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实现了政教分离，此时的西藏仍然实行着这种落后的制度，严重阻碍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西藏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19世纪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废奴运动，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纷纷废除奴隶制度。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本国船只参与奴隶贩运交易。186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在农奴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依然盘踞在中国的西藏，这不仅阻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文明、良知和尊严的羞辱。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然而，十四世达赖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非但不反思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黑暗残暴，反而留恋不舍，梦想着有朝一日把这种制度重新搬回西藏。对此，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有关文件有着清楚的记载。1963年制定的《西藏未来民主宪法（草案）》中称：“西藏以佛祖所教诲之佛法精神为基础，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1991年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未来西藏的政治是在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教合一、自由安定的民主联邦共和国。”1992年制定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将“政教相辅”规定为未来西藏的政治性质。2011年修订后的《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未来西藏政治是“政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