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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一场雾霾让北京APEC期间湛蓝的天空无影无踪,这场保持了半个月的“APEC蓝”的消失,使得中国大气污染治理难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APEC会议结束时,习近平主席曾表示,希望APEC蓝能长期保持,而北京雾霾的再现,却表明这至少在目前还是个奢侈的愿望。
有人说,APEC蓝给中国提供了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但我认为,这种短期突击治理的方式不科学、不可持续,因此并不可取。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APEC蓝是怎么形成的。为确保APEC会议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在APEC会议召开前夕,北京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全市工地停工、除公交车外的其他车辆单双号限行,公务用车停驶70%,老旧机动车淘汰、污染企业退出,凡此种种。
与此同时,北京周边的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山东也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实施最高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包括企业停产、限产,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增加道路洒水时间等等。在六省市区域联手合作下,北京终于换来了APEC会议期间的蓝天。
这种方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曾使用过,而且那次的力度更大,首钢等一批污染企业被搬迁出了北京。北京也因此迎来了被称为“奥运蓝”的蓝天。
不管是2008年的奥运蓝,还是前不久的APEC蓝,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牺牲工业、牺牲经济为代价。这种方式偶尔使用无可厚非,但若将此作为保持空气质量的方式长期使用,则是不可取的。
APEC蓝的出现,说明北京空气质量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而且不只是北京的工业,包括北京周边省市区的工业。如果对工业长期停产、限产,那将造成企业损失,工人收入减少及失业者的增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恐怕是比雾霾更让人们担心的。顾此失彼,不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雾霾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污染物,工业革命后的伦敦也曾经被雾霾所困扰,但伦敦早已摆脱了雾霾,伦敦并没有单纯的靠关停和限制企业来治理雾霾,伦敦政府通过立法管控、技术推广、改变城市人口及交通布局、增加绿地、工业约束等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从1956年出台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开始,伦敦政府用了20年时间将雾霾天气减少到了每年不足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