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重拾信心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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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于战略安全范畴的恐惧情绪在经贸领域同样有所反映。美国的金融、财政、经贸、质检部门高官带着四大恐惧来到北京：对中国货币、利率政策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效果和金融霸主地位的恐惧，对美国企业在华遭受歧视性待遇的恐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削弱美国领先地位的恐惧，对中国筹建亚洲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恐惧。这四大恐惧左右着奥巴马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思路，转化为美方不同部门在本轮对话前夕各自释放的自相矛盾信号。
美国财长雅各布 卢誓言将优先压促中方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美方相信人民币再度出现的贬值趋势是中方蓄意而为，意在增强出口竞争力，间接削弱了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实效。但在中方看来，是美国开始退出量宽引发了美元升值市场预期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变化，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稳中趋缓，联动影响人民币走贬。随着中国经济的改善并为营造良好对话气氛，近日人民币汇价开始由低位回升。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受访表示，美方希望利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打破世贸组织框架下更新1996年《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僵局，推动中国向美国开放相关产品市场，否则将影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弗罗曼发出的实际上是对中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负面清单的抱怨，美方正竭力缩短此一清单。事实上，中国正为打破全球IT产品贸易僵局作出努力，并且参与了美国主导下的世贸组织框架外诸边服务贸易谈判，而美方仍拒绝实质性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和对中国信息产品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不公平审核，没有对中方的务实给予足够回报。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经过5年13轮磋商已锁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大核心内容，谈判节奏逐步加快，理应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取得新进展。一个高水平的投资协定一旦达成，中美相互和在世界范围内加强投资合作的空间将豁然开朗，其意义将不亚于当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以其它方面的问题绑架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不可取。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讲解金融恐慌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时说，“恐惧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指出，通过接受金融机构的非流动性资产作为抵押而向其提供短期贷款，中央银行可以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支付给储户和短期借款人，从而稳定局势、结束恐慌。伯南克的专业忠告可以向中美经济关系提供广义启发，这一关系需要摆脱双方基于竞争恐惧和部门利益形成的保护主义情绪，通过双向抵押信任、相互开放市场来推进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为全球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提供持久动力。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经济一轨的主要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于促进两国改革调整的对接。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调整实际是围绕全球复苏共同目标而重新界定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美、中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在2008至2010年对抗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通过各自出台大规模量化宽松和经济刺激计划为稳定全球形势作出巨大贡献。现在，为保自身经济稳定复苏，美、中已不可能再出台新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正分别以逐步退出量宽和“微刺激”、“定向调控”为基调，进一步突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题，这在美国是提高储蓄率、加强基础设施、改革养老和医保系统以及税收、技能教育、就业制度调整，在中国是更多发挥内需、消费和民企作用，双方之间的政策互惠性和市场互补性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认为的，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包括预期中的经济变革，中美改革的成效将改善全球经济条件并提升其他地方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全球经济体系的未来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庞大消费市场和制造业王国之间能否实现“再平衡”。
总之，无论在政治、军事、安全领域还是经济层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任务都是克服恐惧而不是助长恐惧、确保未来而不是消耗未来，它所承担的坚守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任务必须在具体问题上得到具体体现，以利于把中美关系真正导入一个相互尊重、公平竞争、积极合作的时代，这是双方对话者在北京握手时必须了然于胸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