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到北京 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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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中国勇敢地走出这场赌局，那么带来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们不参加世界的竞争，走自己路的话，世界不会因他们退出而改变，而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大国，其退出将会影响世界现有的竞争格局。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做出了抉择，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视角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中国退出世界恶性竞争，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择。
发展模式的转型：从GDP最大化转向国民福利最大化。淡出国际间恶性竞争，就会为矫正国内围绕GDP主义的恶性竞争创造大环境。最近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不能以GDP论英雄，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改进唯GDP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不以GDP论英雄的本质，是要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GDP最大化，转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在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国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个包含环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质福利与社会公正、社会互助等综合福利的发展，这不是纯经济增长能够满足的。以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增长，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长的恶性竞争，也可以遏制以牺牲环境、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黑色GDP增长。在国民福利最大目标的约束下，这将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是以达到美国人均4万美元为标杆，而是人均1万元，但比美国人生活得更幸福的发展模式。
以国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的发展模式。所以，当下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型。中国城市雾霾天的深层根源，是我们的城市发展目标迷失的结果。如果不能把城市发展目标转向新发展模式上来，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经济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是耗费大量社会资源通过立法、建设、管理制度消除经济增长带来的雾霾天，如此循环下去，没有尽头。
从源头治理的新变革：生活方式革命。导致能耗与碳排放的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能耗与碳排放；二是消费过程中形成的能耗与碳排放。科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消费端的能耗才是造成高能耗、高排放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50％，其中消费领域能耗占总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1978年建筑能耗占终端总能耗的比例在10%左右，而目前建筑能耗的排放量已经达到了30%。
其次，目前高能耗、高排放居高不下的难题无法解决，还来自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机制。在满足GDP增长和资本获利最大的无限增长模式中，为满足经济无限增长，就必须有无限消费增长来支撑。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需求的占有消费、满足欲望的过度消费、满足面子的奢侈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又会导致病态生活方式和雾霾天的病态的环境。为了治理病态生活和污染的环境，又会形成新的产业和GDP，如此不断循环下去结果是：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人均收入越来越高，而高消费带来的病态生活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要从源头治理雾霾问题，单纯的外部治理还不够，需要从改变生活方式着手，改变这种恶性循环。
要使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落地，就必须同步推进生活方式的革命。从根源解决城市雾霾天，既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最大限度降低消费领域的能耗，更需要倡导健康、低碳、幸福的生活方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为了响应十八大报告及时代需求，应该在生产和生活消费领域进行全方位创新，构建创新体系，建立起生态文明时代新的消费方式、居住方式，从而引领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源头上根治雾霾问题。
发挥中国新后发优势，充分利用新能源在内生生态文明建设中作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从根源上破解工业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环境危机难题的一次革命。目前，国内对新能源的认识，更多停留在新能源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上，其实新能源给中国带来的是构建成本内化的生态文明模式新后发优势：
首先，中国具有利用新能源的低成本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使用传统能源的体系。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传统能源体系中，导入新能源，在经济学上就涉及到一个替代成本问题。当代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尚未形成对传统能源使用问题体系。在许多领域不存在替代成本，可以低成本直接使用新能源。比如，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2%多，要在未来的城镇化中利用新能源，可以直接使用，不存在改造旧的导入新的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