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到北京 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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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之二：GDP主义的增长成为目标迷失的增长。当我们已经陷入经济增长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不惜牺牲环境和国民幸福追求GDP增长？因为，现代GDP经济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前提和逻辑上：经济增长必然包含了国民福利的增长，所以，如何生产得更多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这个逻辑可以成立。当物质贫困是社会发展最短那块桶板时，经济增长就等于国民福利的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GDP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其负福利效应比正效应还要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处在这个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形成的分叉点上。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感受最强烈、承受这个成本的是社会民众。如果说2013年雾霾天气的出现，是老天对带毒经济增长的警告，其实2010年以来国内频繁发生的当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项目事件，也说明对于GDP的增长，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认识的差异。2012年短短四个月，全国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据环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来，这类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现。面对这样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国民福利的增长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GDP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目标变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国继续走西方式污染转移之路已经行不通。今天的中国与60年前的英国虽然遇到的是同样的雾霾事件，但由于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由此决定了英国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国则无法走下去。因为，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40年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WWF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生产人类一年内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雾霾天所暴露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标准，继续追赶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标。
外部防范与内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治理之道思考
覆盖中国100多个城市、涉及6亿人口的雾霾问题，意味着环境污染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中毒病症，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如果不能遏制，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带来巨大的代价，是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短期内的遏制与化解雾霾，西医式的治理方式是有效的，这种治理方式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这些工具既有技术工具，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环境监控和管理能力，也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工具，如充分利用立法、税收、制度等工具实现雾霾治理。
第二是针对问题进行精准的实时、点对点的防范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设计中，许多制度设计具有这种特点。《决定》所设计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与监控体系，确实是一个全空间和全流程覆盖的生态环境监管系统。
在目前启动这样一种以防范为主的监控治理体系，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国对雾霾问题的治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模式，而且也是一种高成本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正在启动的治理雾霾行动、诸多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治理对策，基本上属于这种外部防范式的治理范畴。本文不再赘述。如何从中国文明模式转型的高度探索中国特色内生治理模式，才是中国治理雾霾问题必须面对的挑战和创新。
现代化目标转型：从追赶西方工业化目标向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转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简单的环境治理问题，而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之路。因为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的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是属于地球上少数国家享受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模式无法容纳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西方式工业文明模式是一种成本外化、污染转移、利己不利他的文明模式。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需要一种成本内化的利己也利他的生态文明模式。
由于世界环境和能源容量，无法承受人口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与美国的竞争结果，既不是中国赶上美国成为赢家，也不是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成为共同的赢家，而是两败俱伤。这种竞争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核竞争一样，最后结果不是胜负，而是将人类导向毁灭。而当今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与当年美苏竞争的根本不同在于美苏之间的核竞争，是一种结果博弈，只要控制住最后的结果不发生，竞争导致的毁灭性就不会发生。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是一个过程博弈，无限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释放，最后形成的毁灭性结果无法预期和控制，这个结果一旦爆发，便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