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中国式困境”:居民痛点政府难点社会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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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疑点：三问垃圾焚烧处理
与近年来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呈“大跃进”式建设相应，对之的质疑之声也日渐增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三问：
一问：垃圾焚烧厂“大跃进”式的建设会否造成产能过剩？
2013年以来，广州市大量上马垃圾焚烧项目引人关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烧厂的基础上，白云、萝岗、番禺、增城、花都、从化等各区市都分别规划建设一座焚烧厂，计划到2016年，形成1.35万吨／天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烧厂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目前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思路和“大跃进”式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类减量上，就可以减少垃圾焚烧厂的数量。
广州市城管委则称：“垃圾焚烧厂需求量是根据广州市目前及未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来预测的。充分考虑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成果，也充分考虑了地理位置、环境容量、运输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伟汉表示，“即使将来垃圾分类做好了，垃圾减量了，焚烧能力富余了，也可以把原来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来烧。”
从全国范围来看，垃圾焚烧建设似乎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据悉，上海正在老港规划建设一座日均处理能力6000吨的垃圾焚烧厂，此外，金山、奉贤、崇明、青浦等区域也将规划建设不同规模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
客观而言，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截至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有专家做过测算，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全国还应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烧厂。
二问：焚烧厂运行环保安全如何监管到位？
垃圾焚烧项目上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发恐慌。
关于焚烧无害化，居民对政府的解释始终难以信服。广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庄的罗明海就表达了担忧：“就算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技术世界一流，但好的技术没有好的运行与监督，其要达到无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数。”
罗明海称，如足够高的炉温是保障焚烧中达到无害化或减害化的重要条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类情况下，餐厨垃圾的水分会降低炉温，要提高炉温，势必会增加成本。当公共利益遇到经济利益时，企业会为公共利益做牺牲吗？
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以最新先进技术打造的“样板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厂排放出口的数据被实时连接到当地环保局管理系统以及厂门口电子屏进行展示接受监督。
李坑垃圾焚烧厂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月会将相关监测数据汇总上报当地和有关部门。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检测，厂方每年请专业机构来检测两次。
三问：“垃圾焚烧场建设是否科学”谁说了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垃圾焚烧是否具有毒害性等关键性焦点问题，不仅居民与政府间难以达成共识，在专家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各方争议较多的垃圾焚烧是否无害化问题，网民援引有关专家观点称，在西方，垃圾焚烧发电已成夕阳产业，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丹麦、德国、日本、美国，都在缩减垃圾焚烧规模。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缩减垃圾焚烧规模”的情况并不存在，相反还在大力发展中。
危伟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垃圾经过焚烧都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的。”
民生焦虑：明天我们去哪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强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视环保、卫生利益，如何协调两者需求？如若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打破行政壁垒，实施利益补偿。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强调，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是“邻避问题”，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为此，广州目前正在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来缓和这方面的冲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生活联系愈发密切，处理垃圾焚烧不能各自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区、跨市的统筹布局。
——充分吸纳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指出，项目上马与否，一开始就要听居民的意见，就要主动释放信息，进一步构建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渠道，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欢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参与讨论，防止居民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放大与蔓延。
——制定科学标准，规范焚烧乱象。
对于政府与居民围绕垃圾焚烧的诸多争议焦点，在缺乏规范标准的状况下，各地垃圾焚烧处理难免出现乱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国家尽快确定垃圾处理的行业准则、安全距离、运营监管等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以解垃圾围城之困。新华网北京2月27日电(记者陈冀李舒 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