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村里几个月了，大学生村官有的浮在表层，有的踌躇满志，有的陷入琐碎的事务里寻找人生的价值，他们能给乡村带来什么，乡村又能给他们什么

王吴村·陈峰

王吴村村支书武福平在区委组织部等待新分来的大学生“村官”陈峰，但是左等右等不见人，“不会是不来了吧。”他自己嘀咕说。

王吴村是太原市小店区最南端的一个村子，尽管离太原市中心只有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但它已经看不到任何城市的痕迹，完全是一个北方农村的样子。自从村里1970年代曾经来过一批知青后，就只见年轻人外出的，还没有见到主动下到村里来的，更何况是大学生。

听说区里招到几个大学生来做“村官”，武福平有些将信将疑，直到组织部的人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这才意识到大学生真的是要进村了。武福平想了想，说要个懂法的。就这样，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法学专业的陈峰被分派到了这里。说好了一大早在区组织部接人，但时至中午还不见人来，武福平心里不免有了想法，但嘴上没说，开着车又回村去了。

那一天，是2006年8月23日，小店区一共招了8名大学生“村官”，都是在这一天下派。其他的7名都如约而至，只有陈峰还不见踪影。

此时的陈峰，还在山东开往山西的火车上。一接到电话通知，陈峰就紧赶慢赶往这里走，结果还是迟到了。本来对于双方都是特殊意义的一天，就这样被推迟了。直到24日，陈峰赶到，双方才在刘家堡乡政府里正式见面。

第一次见面，陈峰留给武福平的印象是“精干、利落”，正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而武福平给陈峰留下的印象也不错，乡干部在陈峰面前一直不停地夸着武福平，这让陈峰感觉到武福平在乡里威信颇高。就这样，第一天的小插曲没有给双方留下任何影响。武福平终于将陈峰接进了村。

来到王吴村，村里的两委成员早就等着了，一番介绍之后，陈峰算是正式加入了这个集体，头衔是王吴村党总支副书记。

作为山西省首批大学生“村官”，陈峰的经历可算是坎坷。自从进入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陈峰就是在参加各种公务员招考过程中度过的。一年的时间里，他参加过江西、内蒙古、山东、天津等许多省份的公务员考试，但都没能过关。“每一次考试都是人山人海，每一个名额都有千军万马来争夺。”屡屡碰壁的陈峰已经有些灰心。此时，看到太原市要招66名大学生村官的消息，又让陈峰有了希望，“虽然还不是公务员的编制，但总算是在向那个方向发展。”没有犹豫，陈峰报名参加。

太原市今年头一次招考66名大学生村官，位于市郊的小店区的8个村官名额也是这其中竞争最激烈的。这一次，陈峰终于顺利过关。

晚上，陈峰被安排在村子旁边的一个焊接厂中住宿，这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门窗朝北，大约10平米，布置了一床一桌，两个老旧的单人沙发。工人们用10分钟焊接了一个小小的铁架子用来放置一台上世纪80年代生产的电视，由于没有天线，电视只能收到一个台。不到9点，众人散去，一天的经历像电影一样在陈峰的脑子里过了一遍，有些兴奋，也有些茫然。

刚到王吴村，陈峰的一举一动在村民眼中都是新鲜的。上本科前曾在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上过学的他，有早起跑步锻炼的习惯，最初几天，走在村里，陈峰都会看见村民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这让陈峰有些尴尬，还是武福平出面解决了这个小小的难题。已经40多岁的武福平，早已没有早起锻炼的习惯了，但他还是让陈峰每天叫上自己，一起跑步。这样每天6：30，陈峰起床后都会先发一条短信给武福平，叫他一起跑。军人出身的武福平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在部队的感觉，跑到高兴时，还会1234喊喊口号，这样村里议论的少了，再出去跑步时，还会发现，多出几个早起锻炼的新面孔。

在王吴村，陈峰的代号就是“大学生”，就连村委会在储存手机号码时，陈峰的手机号也被标明是“大学生”。这个“大学生”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劝服一家村民投保合作医疗，由于需要农民自己出资15元钱，很多村民误以为还是一种乱收费，说什么也不愿意参保。村里的小组长跑了几次，都无功而返，最后拉上了陈峰。陈峰本以为是让自己助助阵，没想到小组长介绍完，这是“新来的陈书记”之后，转身走了，留下陈峰一个人面对满怀敌意的一家四口。

这一次可以用完败来形容，没有受过合作医疗相关知识培训的陈峰根本讲不清投保有什么好处，只能语无伦次地讲述一些大道理，结果耿直的村民再也耐不下性子来听这个新来的“陈书记”唠叨，直接下了逐客令——“我们家人年轻，不得病，就算是大学生书记，也不能逼我们加入呀。”听了这些，陈峰脸上挂不住了，转身出来，当天下着雨，他干脆淋着雨回到村委会。

有了这次教训，陈峰再遇到这样事情，总是要等先了解好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才去劝说。村里要修建一个农贸市场，涉及到拆除一户村民的老房子，但村委会的人去了多次，都没有说通，大家商量后，决定还是让陈峰去做工作。一是陈峰学法律出身，第二是大学生，总是能让对方有些顾虑。

这一次陈峰倒是不辱使命，一个法条一个法条的讲解，对方似乎也对这个新来的大学生书记有所忌惮，陈峰前脚走，他后脚就找一家律师所进行了咨询，发现果然是陈峰说的没错，终于同意了村委会的决定。

这件事后，陈峰感觉自己这个村官真的开始发挥一些作用。但要真正融入到其中，又远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按照原有的计划，陈峰本来准备成立一个法律咨询办公室，帮助村民们解决一些法律方面的困难，但仅仅是缺少办公室，就让这个计划拖延了大半年。

5个月过去了，陈峰提到王吴村的时候，总是一口一个“我们村”，但问到他给这个村庄带来了什么变化时，陈峰有些迟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吧”。

北格镇·高君义

见到高君义，是在北格镇政府。当时是星期六，除了值班室，镇政府四下无人。高君义一个人从空荡荡的大院里迎出来，神情很高兴。自从前几个月有同学过来探望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外人来了，“大家都嫌远，聚会时都是我赶到太原去。”高君义说。

镇政府是修建于1972年的一排平房，高君义就住在其中一间办公室中，老旧的办公室打扫得还算干净，有一台电视和一台电脑，靠近床的墙面上，裱糊了一些计划生育宣传画。“条件还可以，反正我也是农村出身。”高君义笑笑说。

高君义毕业于雁北师范学院，专业是声乐。父亲、母亲都是教师，由于太熟悉教师家庭的氛围，他对当教师一开始就有些排斥。大二时，看到当时大同市一名作曲家排练节目的场景，深有感触。感觉这种自由职业者的生活状态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于是，毕业后一定要有一份固定工作的想法就淡了。

大三时，高君义和同学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自己借钱买乐器，然后排练，到学校外去“跑场子”，酒吧、歌厅、婚礼，只要有需求，高君义和他的这个乐队基本都能应付。半年后，所挣的钱已经还完了买乐器时的借款，几个同学开始憧憬着就用这样的生活状态去应付当下的就业难题。

说是这样说，可真到了毕业临近，乐队的人还是如鸟兽散，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当中。高君义也没有例外，先是去太原，再到临汾，而后又回到大同，前前后后参加了三场招聘会，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临近毕业，看到了招聘村官的启事，心底那些浪漫主义的情绪又被激荡出来，想到的尽是1970年代知青下乡的景象，“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但是想到那些场景就很激动，觉得青年时代就是应该有那样一段时光。”

打电话给家里，父母不同意，两代人就这样僵持下来，但最终还是父母妥协。

按照原有的安排，高君义本来是应该在东浦村，这是当地有名的蔬菜种植村，太原市场中很大一部分蔬菜供应来自于这里。到东浦村报到的那天，高君义很是意外，这里远比自己想象中好得多。7岁之前，他也是在一个村子长大的，那是一个很遥远的记忆：一些老人聚集在村委会门口，晒着太阳。土坯房低矮，昏暗。只有到了秋收，人人才有兴高采烈的意思。

可在东浦村，过去的记忆早已对不上号，砖瓦房很整齐，路面也干净，村旁是蔬菜大棚，“已经是新农村了嘛，还要我们来干什么。”高君义当时想。只是到村委会，看见一个大大的拱门，上面还保留有红星，才让他找到一些知青下乡的感觉。

在东浦村干了一个星期，都是些填表盖章的事情。没多久，镇政府缺人，领导说，君义不行你就到镇里来帮帮忙吧，于是高君义又搬到了镇政府，一干就是5个多月。

工作并不复杂，但是有些烦琐，全镇18个村，数千张合作医疗表格，一式三份，每月3日之前，都要一个数字一个处方的核对，忙完了月前的报表，剩下的工作就是随时处理村民们交来的医药费报销手续。

开始的时候，高君义一口普通话，年纪大些的村民对这个陌生的后生总是有些距离感，走到门口也会怯怯地问，“某某在不在。”那是一个他们原来相熟的工作人员。日子久了，高君义倒也学会了地方话，交流不再困难，找他办事的人也多了起来。

镇里的副镇长见到有人来采访高君义，满口夸赞，“这孩子踏实，能吃苦，好好写写他。”问到高君义给镇里带来什么帮助没有，副镇长连声说“有，有镇上的合作医疗报表都是他负责。”

记者回头再去问高君义同样的问题，高君义想了想，说，“至少我来到这个镇里，办公室的笑声多了一些。”

庄儿上村·冯斌

尽管就是在小店区长大，但冯斌对这里的农村要陌生得多。回想起对农村的记忆，冯斌还是停留在自己小时候回老家时的场景当中，那时候，淳朴的乡邻关系，以及破旧的土墙，肮脏的露天厕所就是留在冯斌心目中矛盾的混合体。

作为山西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进入农村，当个“村官”一度被同学和朋友认为是学无所用的抉择。

作为一个城乡结合部的村庄，庄儿上村人口并不多，稍有些能力的年轻人也都到城里打工去了，40岁的村长和41岁的村支书，竟然是冯斌日常接触到村中最年轻的人。在到庄儿上村之前，冯斌对农村工作的内容几乎是一无所知。他被指派跟着副村长学习一些工作经验。

开始的日子，冯斌就陷入到填表、盖章、接待等等一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尽管繁忙会让日子过起来快一些，但这样毕竟和自己想象中要发挥的作用相去较远。时间稍长，冯斌就发觉，庄儿上村其实一直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节奏运作：没有制度性的上班时间，但实际上各项工作也都是在不紧不慢的过程中完成，并不会耽误什么；布置工作很少用书面写清楚，多数时候，就在闲聊的过程中，工作也就布置完毕，至于如何执行，则要全看经验和自觉性。

对于一个村官来说，耗费精力最大的可能并不是处理宏观的发展规划，而是一桩桩发生在村民之间鸡毛蒜皮的纷争。而解决这些矛盾，就不仅仅是掌握一些理论知识，或者懂得政策规定那么简单，通常，村官的个人威望和村民们的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冯斌到庄儿上村第一次独立发挥作用的事，是建议设立了村里的广播站。因为看到村中的老人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聊天，而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他提议村长买来了广播设备，用来播放一些农业知识节目和戏曲，这个做法备受老人们的称道。

第二次，则是在下雨天，看到村内的排水设施毁坏，污水在村内四处横溢，于是建议村长整修了村内的排水沟。两件事下来，村民们逐渐认识了这个从上面派下来的大学生。

但这两件事过后，庄儿上村又恢复原有的运行节奏，而冯斌也很难找到什么办法能够真正融入到庄儿上村的运行体系当中去。

冯斌看上去还有些学生气，对人客气，礼貌。而村民们对这个外来的大学生也是同样的态度。冯斌有时候会在村子里转一转，见了熟识的村民打打招呼，但大多数时候，他就呆在办公室里，等着有事找上门的村民。

而这些事情又无非是办证、填报、登记，偶尔会有些村民纠纷，冯斌自己解决不了，但他会认真的记录下来，等到副村长来，交给他处理。

空闲的时候，冯斌也会和过去的老同学聚会，每次聚会完后，他总是有些感慨，觉得那些还呆在学校或者留在城市的同学，依然还每天都在吸收着大量的新知识，而自己在这个没有网络，也难有书报的地方，差距在一天一天地拉大，“这让我有些恐慌感”。冯斌有些失落。

事情的转机来自于村里的一次拆迁活动。当时，为了规划修建村内统一的住宅小区，需要收回一些租用给村民的临时用地。理论上，村委会只要按照合同将土地回收就可以了，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能够租用这些土地的，都是村中的“大社员”，也就是村里有一定家族背景和活动能力的村民，他们在这些土地上修建了一些出租屋用于营利，要拆除这些出租屋就需要给这些村民一定的经济补偿。但这些村民中没有一个人同意村委会提出的补偿标准，都提出了高额的补偿要求。这种要求又因为损害集体利益，而得不到村民代表的同意。拆迁整整拖了一年时间而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年底，正是新一轮拆迁谈判的开始。冯斌由副村长带着，一间一间地丈量房屋面积，辨别结构。积累了准确的数据，然后再入户一家家地谈判，期间工作之烦琐，利益纠葛之复杂，终于让冯斌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农村工作，永远不要想着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最好的结局就是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平衡。”经过了这件事，冯斌似乎感觉到村委会的人真正把他当作一个村官，而不是学生来看待了。“我现在看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感觉他们像个孩子。”23岁的冯斌表情认真地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展 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