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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28日11:30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日前，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与会专家估计，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回应道，三公经费肯定没有9000亿这么多，从近两年预算的角度来看，三公经费逐年下降，“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更多应该强调‘适度’。”（3月26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很多数据似乎注定是个谜，三公消费就是其中一个。不过，尽管针对三公消费额度各方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缺乏明确数字统计和说明之前，即便相关三公消费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有待确认，对三公消费饱为诟病的民间社会显然是更倾向相信于“较大值”。

诚然，站在官方的角度，摸清楚三公消费确非易事。从主观方面看，三公消费首先耗用的是公帑，让既得利益者主动公布利益多寡，无异于强化自我监督，从思想上就很容易起抵触；从客观方面讲，中国预算机制以及监控三公消费的相关制度还有相当缺漏，这不仅导致许多难以统计的三公消费在体制外循环，还导致不少三公消费本身难以界定，例如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外面吃饭、娱乐，却由企业买单，这该不该统计到三公消费里面呢？

然而，三公消费从来就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乘除算术题，其关键不在于表面数据的大小，也不在于是否“逐年下降”，而在于每一份公帑是否用得恰到好处――三公经费固然绝非越少越好，但问题的是，又拿什么来证明眼下的三公消费生态就是正常的呢？如果是适度的合理的三公消费，用得再多，也可理解，相反，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即便只是一分钱的滥用，也让人如鲠在喉。回避着一点，即便我们摸清楚三公消费这本账目，意义并不大。这一点，从多地多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时，除却几个功能类数据，再看不到更具细化的、一目了然的小科目，也看不出各项支出具体情况，进而让人们感叹“雾里看花”，就足以说明问题。说白了，人们对三公消费数据孜孜追寻，不过是公民知情权、监督权于三公消费面前无法充分释放的表征。

正因如此，财政部有关专家回击“三公经费9千亿”时，语焉不详纠结于“肯定没有9000亿”，更像是答非所问――任何试图在“9000亿”这个数字上做加减法之类的表面文章，于社会期待而言，都是徒劳的。弄清三公消费的数额并向社会公开，只是我们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第一步；更何况，哪怕就是这个“第一步”，也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好。

在笔者看来，筑牢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基础，建立针对三公预算公开有效的法治体系、行政考核和监督制度等，乃当务之急。一方面，有必要抓紧制订预算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既要避免三公消费体制外循环，还要明确预算监督的主体、程序、内容、后果等。另一方面要全面构建起人大监督、公众监督等多种监督途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建立信息公开的社会评议制度，而三公消费公开，无疑是信息公开最核心的内容，因此理当建立起专门的三公消费公开社会评议制度，由民意给各部门消费公开工作打分。

总之，解决三公消费问题要欲取得较大突破，既需要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和中央、地方的强力推进，又有赖于体制内的人大质询、特定问题调查、预算修正等各项政治权力的启动，还有赖于民间社会的建议、批评等公民权利渠道的畅通无阻。至于三公消费究竟用了多少钱，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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