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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到三季度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对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也需要重新认识。
——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
我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今年前三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总净利1.02万亿,同比下降1.54%,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16.4%。其中,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5452.3亿,占比高达53.6%,同比增长18.2%。
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从直接原因看,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它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
——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
近5年来,我国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今年1-8月份,出口仅贡献0.61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今年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十分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不少外贸企业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今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随着我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根据商务部监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持续小幅下降。
——增长阶段转换中的财政可持续性
今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1-8月份,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增长10.8%,比去年同期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仅增长4.2%,中央财政收入下降6.7%。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增长阶段转换期到来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往往会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确立宏观调控新思路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我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
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通过需求管理,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