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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情况如何?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中国改革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近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走向公平与可持续——转型中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就国际经济形势、当前改革的阶段和改革的动力以及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问题做出了深入分析和阐释。
彭森先生首先提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仍严峻复杂。对于改革的大环境,他做出了如下三个判断:
首先,在经历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几年之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没有变;从政治格局上看,美国“一超独强”的政治格局也没有变。当然,通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加;各国包括东西方在宏观政策上的协调进一步加强,G20等新的世界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并发挥作用。
第二,经历了三年多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全球经济总体复苏进程步履维艰,不确定因素很多,形势还是很严峻复杂。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期,各国协调宏观政策,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经济短暂的复苏带来了希望。但去年又遭受了重大挫折。美国经济缺乏内在动力,欧债危机影响了整个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遭受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他认为,虽然去年年底开始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是还是缺少有利的产业支撑,结构调整没有到位,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滑。欧盟仍受欧债危机的严重拖累,虽然偿债高峰期刚刚渡过,但是后续风险还很严重。中国、印度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去年虽然经历了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但是随着通胀压力逐渐消退,宏观政策调控影响加大,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弹,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的带动力量。
第三,当前这样的形势,反映了世界上一些大的格局、大的经济问题的不平衡依然严重存在。欧债危机和通货膨胀新一轮的上涨,都反映了应对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泛滥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指出,目前国与国之间围绕着市场、资源、科技、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高位振荡,居高不下,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在彭森看来,国际竞争,国家间竞争,根本的还是一个体制竞争、机制竞争。他提出,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的提高创新的意识,增加改革的动力。
接下来,彭森先生谈到了关于改革的阶段和改革的动力问题。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动力会不足?彭森认为,改革三十年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后,我国经济整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使大家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判断。
关于改革的动力,他提出来以下看法:
第一, 是国家之间体制竞争的需要。如果今后的五年、十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没有成功转型,没有跨过中等收入的陷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很难保持目前的竞争优势。
第二, 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无论是城乡新的二元经济问题,还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以及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都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改革中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正在激化。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带来的利益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保持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三, 最根本的问题,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多年来,促进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已逐步衰竭,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改革不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保持目前的势头。
因此,彭森指出,还是要归到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上,要看到不改革有可能出现经济、社会、政治上巨大的危机和挑战。他认为,真正的动力实际上来自生存的压力,只有真正在压力方面形成共识,改革才能够进一步的取得新的创新。
中国的改革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彭森指出,1978—1992年是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改革动力问题;1992—2000年是一个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主要是解决模式问题;2000年以来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是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到目前已经有12年了,但距离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问题还有很多。
他认为,如果从改革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考虑,应该强调,改革从长期以来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为稳定增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服务,即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一定要服务于发展方式转变。“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成为一条主线,这已达成全社会共识;而以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目标,更容易形成共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一定要转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完善的市场经济。
最后,彭森先生阐释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的问题。下一步改革要实现一些大的突破,特别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他认为,一定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这五个关系就是五个领域的改革,其中有十几个方面具体的改革专项工作。
第一,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彭森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四个职能,在经济调节方面,主要存在越位的问题;在市场监管方面,更多存在缺位的问题;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存在大量错位的问题;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则更多的是不到位的问题。他认为,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重点是推动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除了必要的政府投资项目要由政府来核准,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重大环境、整体布局的项目要由国家来批准,其他的资源配置主要交给市场来解决。二是要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发育健全,包括金融改革、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健全。三是要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
彭森提出,这几件事情抓住了,在政府职能转换、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以及垄断行业的改革方面,设计一些综合配套的联动改革方案,完全可以在解决政府市场管理方面取得大的突破。
第二, 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彭森先生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唯GDP论难以解决,发展方式转变也无从谈起。他提出,在“十二五”后期要推出重大的改革方案,关键要使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使中央、地方各级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第三, 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关键是解决新的二元结构的问题,做好农村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这两篇大文章。彭森提出,这个领域包括三个方面的改革工作。一是土地管理制度,是深层次的改革。二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强调了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要城乡发展规划真正实现一体化;二是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换和流动要真正实现市场化,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一定要强调平等交换的原则;三是强调城乡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四,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彭森认为,长期以来,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不够重视社会的发展。最关键的是要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促进就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他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科技、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处理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目前浓缩为扩大内需和进一步稳定外需的关系。彭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是当前国际市场的萎缩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新的挑战。所以,他认为,对外贸易投资的方式也必须加快转变,对一些涉外体制改革,要在履行2000年加入WTO以后做的承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通过涉外体制改革迈出更大的步伐,来进一步巩固外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