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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缺乏名企和名牌
记者：中国入世给世界经贸体系和全球治理带来哪些影响？
服部健治：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是“世界工厂”。入世后，随着贸易自由，行政限制放宽，市场开放，外资涌入，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正是因为中国的“世界市场”化，金融风暴以后，美国、日本都因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而得救。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
服部健治：中国有非常值得日本等一些国家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的活力、包括决策在内的速度感，还有在政策和决策上的灵活性。
记者：下一个10年，中国的发展需要克服哪些问题？
服部健治：一是产业和技术创新问题。中国经济虽然已是世界第二，但没有外国入耳熟能详的企业。日本有索尼、东芝、丰田，但中国几乎没有能够相媲美的企业。日本在影像、家电、汽车等行业均有名牌企业。中国的钢铁、冰箱、电视生产都是世界第一，也在向全世界出口，但没有响当当的品牌。因为这些产品没有核心技术，不具备技术创新。比如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从鸡肉拉面到新干线，都是日本自主发明。中国现在这一阶段，也有拉面，有中国版新干线，但很难说完全是中国自己的，这是问题所在。中国对技术的投入很大，但急于求成，重视表面成果，基础研究不足。
第二是资产泡沫问题。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影响了实体经济。
第三，中国企业家的培育不够，没有出现当年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稻盛和夫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家。
第四是贫富分化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初期，国民收入差距会拉大，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日本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大体符合这一曲线，但在中国，这一曲线定律失灵了。这涉及个人收入税、继承税等通过合理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此外，中国的地下经济（灰色经济）体量庞大，这些财富没有进入征税体系。中国富人也因此未能赢得公众的尊重。
第五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保机制和医保制度，现在社会财富的积累还能支撑 10年，但不加以完善的话，以后要出大问题。
记者：您怎么看待未来中日经贸合作前景？
服部健治：中国入世10年后，中日已经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很高。从日方而言，应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日本经产省鼓励外资投资，但当中国企业收购日企和日本资产时，却有警惕和不安心理。这跟以前日本购买美国、澳大利亚资产时的情形类似。另外，今后的日本企业中应该出现更多的中国人出任社长。
今后中日应该加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方面的主要障碍在日本一方，也就是日方对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的过度保护，比如说日本对进口大米征收关税高达 75%，简直是不可理喻。中方则不妨进一步放宽在汽车、金融、流通、通信等行业相关合资政策的限制，这也将有助于加深中日经济合作。（本网驻东京记者 冯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