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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劫难猝不及防，他们深受创伤，痛失亲友。他们甚至从此活在梦魇中：死亡的回忆，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愤怒……要重获心灵的平静，他们往往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
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第一时间的心理急救
随着大巴士内传出“砰砰”几声枪响，电视机前的香港人立刻陷入了紧急而焦虑的状态。
这是2010年8月23日晚，菲律宾警方与劫持香港游客的门多萨谈判破裂，劫匪开枪。
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启动紧急应变计划，马上派出一支救援队伍，陪同受害人家属飞往菲律宾。随行队伍中包括一位资深社工和两位临床心理学家。
“当时大家都是深夜临时上路的。明明准备好要接旅行的家人回来，却变成自己要赶去当地，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的到底是什么。即使看了直播，但机舱中每个人都缺乏资讯，不知亲人生死，感到非常彷徨和焦虑。”社会福利署救援服务的总统筹刘家祖医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气仍然很沉重。
飞机上的家属男女老幼皆有，尽管还没有亲眼见到死伤情景，伤痛激动的情绪还没有爆发出来，但每个人都是一副惶惑不安的表情。有的家属不愿意接受事实，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有的则从一登机就开始觉得难受，需要心理专家不断教其深呼吸和放松。
陪同的心理学家和社工小心地观察着家属们的反应，跟他们交流沟通，让他们知道自己哪些反应是正常的，应该怎样放松自己。“作为心理辅导工作者，我们不会一味安慰，给他们一个假的希望，也不能让他们提前绝望。我们只能顺着他们的情绪，教他们一些方法去控制和放松。”
从下飞机赶往现场开始，是一切混乱和悲痛的起点：
看到现场血淋淋的场景，家属们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痛哭流泪的，歇斯底里的，几近昏厥的……随队医生不得不动用了镇定剂，才使一些家属平静下来。
双手受伤的陈国柱，在伤痛中仍不断想打听女友易小玲的消息，可是哪里找得到，医院已经乱作一团；幸存的人质一边安慰哭泣的家属，一面向在场官员重复家属的要求：带他们寻找出事的亲人，但就连官员也不知道伤亡者送往了哪个医院……
此时，心理医生们最紧急的任务，是开始“心理急救”工作，但这并不是给当事人做心理辅导或者治疗。“在身体受伤时，急救人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帮伤员离开危险的环境，防止伤口感染恶化，在最短时间内稳定情况。心灵受伤时也是一样的道理，心理专家们必须先将当事人内心的伤口打包好，不让它继续恶化致人崩溃，等尽快把他们带回香港后，才能进一步进行心理治疗。”刘家祖说。
最能帮助当事人控制情绪的，并不是安慰和劝解，而是为他们实务性的需求帮上忙。因为每位当事人都陷入了混乱和忙碌中：“要去哪里认尸？在哪里寻找伤者？”“我听不懂菲律宾语，请问我家人的情况到底怎样？”……这一切纷乱的事务都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让他们濒临崩溃。
刘家祖说：“刚刚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许多事情都需要有人帮忙处理；而且，如果伤者和家属在彷徨时能听到熟悉的母语，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一位家属给香港的亲人打通第一个电话后，她的心情稍微平复下来了。在随行人员的帮助下，受伤者的家属打听到了病人详细的情况，并有随行医生向他们耐心地解释；而听到熟悉的母语，受伤者也终于有了一些安全感；难以入睡的当事人，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定的睡眠和休息，这样才保证了他们在接下来几天内，有精力应付各种事务，不至于更加混乱。
劫难发生4天之后，紧急救援行动的最主要目的达到了：第一时间将所有当事人送回香港。除了几位重伤者要坐医疗专机回港外，所有家属和伤者都回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