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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个到34个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民营经济非常疲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营经济得以复苏并逐步发展。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92年。是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非公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渐渐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参与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党内关于民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能不能让他们成为红色商人的问题，始终带有一种左的倾向，认为他们带有剥削阶级的嫌疑。”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民营企业家入党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党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作出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主成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
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在党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这一社会新阶层的先进分子率先亮相。
这在当时，曾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执政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越来越开明和开放。外媒评论：中国义无反顾走向“富强”。
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民营企业老板们的入党热情进一步释放。虽然仍较发展一般的党员严格，但各级党委对优秀的老板入党问题的态度日渐开放。根据张希贤的估算，在现有的企业家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发迹之前已经是党员，这批人大多数从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下海。
“入党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对此锲而不舍。最终，他在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中央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
3年之后，他等来了更好的政治时机。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简称“双新组织”。民营企业家代表于是成为“双新组织”代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梁稳根、周海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1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十七大代表。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阵容扩大到了34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这足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说明党对民营经济本身高度认可，也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有机会参与到党的最高决策过程。
周海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感”越来越强，民营企业家也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机会参政议政、反映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至于被边缘化，将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党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民营企业发展的脉络、要素和结构，使非公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张希贤说，这标志着党领导着力点的转变。“十八大之后，民营企业会进一步获得大发展，和国企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在张希贤看来，非公经济奋斗到今天，占了举足轻重的多半边天下，党代会应该增加他们的代表席位，给予应有的政治地位。而党也需要更加广阔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
代表非公经济中的2.8亿工人
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还特别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
今年，十八大代表中的民营力量，除了民营企业家外，来自民营企业的工人代表也明显增加。
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李国锋是福建特步公司一名普通的仓库调度员，作为最基层的员工，他在这个企业打包打了17年，勤勉负责，从未出过差错。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此生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当选党代表。“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没有比这再高的荣誉了。”
李国锋的老板告诉他，这比考状元还要难。
17年前，从农村进城打工的时候，他原想着能吃饱饭就可以了。17年后，他是农民工党员的代表，带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诉求，与会十八大。
张希贤说：“国有企业拥有8000万员工，包括在编的和合同制的，非公经济组织大约有2.8亿员工，这些人成为中国新型的工人阶层，中共扩大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代表，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为了这2.8亿的工人阶级，为了使他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