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企业家：老板们是怎样当选十八大代表的

2012年11月06日10:41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字号：T|T

关键词：代表候选人十八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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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与企业地位有关

据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介绍，央企负责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历史沿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或国家部委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是国家核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前身是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是航空航天工业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业部等。

“原来的这些部长都是正部级、中央委员，后来转变为央企之后，虽说取消了行政级别，但仍享有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经营的资产也相当庞大，旗下的员工上百万，掌握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是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

自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现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利润水平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至2010年的8489亿元。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已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张希贤分析，这是央企高管进入权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础。

“在选拔的时候，基本上是根据这些人所在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大多数时候，企业负责人在党内担任职务的大小是与企业本身的重要性直接关联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这在党内也曾引起过争论。”张希贤说，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薪和掌权两者是否应该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还应入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一把手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平均是税前58万元。相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个收入要高出许多来。

此外，一些地方大国企的负责人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两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亦曾连任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这两人均来自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家用电器企业。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

民企的红色简史

据公开报道，中组部已于2011年底完成了对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人事考察，其候选人资格由全国工商联提名。

在2012年3月21日召开的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代表受邀参加，受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接见。

多年以来，这位民营企业老板对中共表现出了极高的热忱。2004年入党之后，梁稳根发出感慨称：把党的事业和三一事业融为了一体，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

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一集团的“党委楼”里，作为湖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共有党员5400余人，11位董事中有7位党员，下设59个党支部。据称，在集团中高层的会议上，梁稳根遇见新面孔便会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历届党代会上，来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甚或有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可能，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企业家自身的信仰追求。

“这是莫大的光荣！”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兴奋地说。他曾经是十七大代表，再次当选，“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也很激动，内心充满期待。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党代表。他的父亲、中国新农村建设最杰出的带头人、江苏省华西村前党委书记吴仁宝多次当选党代表。如今，吴协恩接过了衣钵。

在兴奋与激动之余，周海江、吴协恩都感觉责任更大了。他们很珍惜这难得的荣耀。

从7个到34个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民营经济非常疲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营经济得以复苏并逐步发展。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92年。是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非公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渐渐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参与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党内关于民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能不能让他们成为红色商人的问题，始终带有一种左的倾向，认为他们带有剥削阶级的嫌疑。”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一直到了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民营企业家入党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党对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作出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主成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

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在党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这一社会新阶层的先进分子率先亮相。

这在当时，曾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执政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越来越开明和开放。外媒评论：中国义无反顾走向“富强”。

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民营企业老板们的入党热情进一步释放。虽然仍较发展一般的党员严格，但各级党委对优秀的老板入党问题的态度日渐开放。根据张希贤的估算，在现有的企业家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发迹之前已经是党员，这批人大多数从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下海。

“入党就入了18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对此锲而不舍。最终，他在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中央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

3年之后，他等来了更好的政治时机。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简称“双新组织”。民营企业家代表于是成为“双新组织”代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梁稳根、周海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1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十七大代表。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阵容扩大到了34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这足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说明党对民营经济本身高度认可，也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有机会参与到党的最高决策过程。

周海江明显感觉到了这一阶层的政治“参与感”越来越强，民营企业家也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有机会参政议政、反映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至于被边缘化，将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党也可以更好地把握民营企业发展的脉络、要素和结构，使非公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张希贤说，这标志着党领导着力点的转变。“十八大之后，民营企业会进一步获得大发展，和国企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在张希贤看来，非公经济奋斗到今天，占了举足轻重的多半边天下，党代会应该增加他们的代表席位，给予应有的政治地位。而党也需要更加广阔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

代表非公经济中的2.8亿工人

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还特别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

今年，十八大代表中的民营力量，除了民营企业家外，来自民营企业的工人代表也明显增加。

当选十八大代表的李国锋是福建特步公司一名普通的仓库调度员，作为最基层的员工，他在这个企业打包打了17年，勤勉负责，从未出过差错。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此生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当选党代表。“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没有比这再高的荣誉了。”

李国锋的老板告诉他，这比考状元还要难。

17年前，从农村进城打工的时候，他原想着能吃饱饭就可以了。17年后，他是农民工党员的代表，带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诉求，与会十八大。

张希贤说：“国有企业拥有8000万员工，包括在编的和合同制的，非公经济组织大约有2.8亿员工，这些人成为中国新型的工人阶层，中共扩大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代表，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为了这2.8亿的工人阶级，为了使他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民企为什么这样红？

企业家们相信，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政治上的认可意味着企业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好的发展环境。无论对个人或企业，将形成一笔珍贵的无形资产。也因此，企业家们的这种政治热情在政商关系微妙而复杂的中国，很容易遭来质疑：这是否会导致权贵与商业的结合和交易，从而扭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社会上也确实发生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其政治身份牟取私利的个案。“应当提高警惕，民营企业党代表一定要实现角色的转换，不能利用党代表的身份为个人或企业谋私利。若不能实现身份转换，这完全有可能发生。”

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以为，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民营企业要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走，而非跟政府某个官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