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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还不协调：全国贫困人口94%集中在中西部
我国不同地区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差距达67789元。
目前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高达94.1%。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目前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为东部地区的73.5%。中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在全国范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是“十二五”重大课题。
就业总量压力巨大：每年需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
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
相关部门预测，我国人口2020年将达到14 .5亿。根据人口结构测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但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每年只能安排就业岗位12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2011年将有660万名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30万人，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此外，我国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的大约800万到900万；2亿多农民工还有很多人工作岗位并不稳固。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人均G DP达4000美元后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治理不完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就会加大。
我国人均G D P已约4000美元，即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从国际上看，从人均G D P4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只用了约10年时间；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一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多发的“中等收入陷阱”。
专家分析，我国正处在人们思想意识开放多元、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矛盾日趋复杂的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新情况、新特点，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仍然高发。
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公开表示，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利益主体日趋多元，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治理不完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就会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原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表示，国家把“社会建设明显加强”列为“十二五”主要目标之一，全面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将有利于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环境。如果国家经济再平稳发展二十年，不仅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创造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长达半个世纪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世界奇迹。未来五年很关键，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各项攻坚任务能否突破，小康社会建设能否实质进展，对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有很大的影响。
体制机制障碍仍多：重点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
目前改革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继续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
国家发改委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协调、不可持续、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矛盾和问题，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既有旧体制遗留问题，又有新体制发育中出现的问题。目前改革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继续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大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表示，推进医改和教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促进教育公平和推进素质教育，创新办学体制和考试招生制度，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只有加大改革力度，才能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事业。
专家分析，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向“深水区”推进。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例，大部制改革如何坚定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等体制如何探索，行政问责制如何加强，政企如何进一步分开，政府绩效评估如何完善，一系列问题都待“十二五”交出答卷。
观点
代表委员：央企“红利”要更多直接造福国民
央企向国家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即“红利”太少，一直广受诟病。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十二五”时期要从“国强”向“民富”转变，要让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共和国“脊梁”的央企责无旁贷，应该上交更多“红利”直接造福国民。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邵善波表示，近年来，内地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逐年下降，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则呈快速上升趋势。根据国资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资产总额达到24.3万亿，净资产9.5万亿，净利润8489.8亿元。央企多交“红利”，有利于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为合理。
而实际情况是，央企上交的“红利”一直太少。媒体报道，从2006年开始，央企向国家上交的“红利”累计只有1371亿元。国资委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央企利润总额约1.13万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621亿元，但测算的国有资本收益仅600亿出头，2009年国有资本收益更只有315亿元。央企上交“红利”的比例也一直畸低，2011年开始提高了相关比例，最高的上交比例也只有15%。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国家京剧院表演艺术家邓敏认为，央企凭得天独厚的优势赚了很多钱，有些垄断企业无疑存在暴利，这些利润如果都只是拿去央企自己发展，拿去让央企职工享受高工资高福利，这对国民是不公平的，老百姓会觉得你央企不仅对我毫无好处，还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央企是全民所有，央企发展的成果也理应更多让全民共享。
一些代表委员呼吁，央企应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向国家上交更多“红利”。这些“红利”虽然不能直接发给老百姓，但可以更多地直接用于改善民生。“十二五”时期国家要努力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大幅增加民生投入，央企多交的“红利”可以为此提供更有力的财政保障。
在央企上交“红利”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增强透明度。每家央企每年赚了多少钱、上交了多少“红利”、上交的“红利”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给公众“晒一晒”，给老百姓一本明白账。央企实实在在多交“红利”造福百姓了，也好让老百姓对央企的贡献看得见摸得着。央企也可在社会监督之下，不去盲目投资铺摊子，不去大手大脚乱花钱，一些不合理的高福利高待遇也可调低一点，更好地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