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六次国务院机构大改革，“大部门体制”改革方案正接近征求意见的尾声。“大部门体制”的提法源于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称，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1982年以来进行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始终处于先行者的角色，由于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管理与设立往往采取上行下效、自上而下的方式，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成果往往又会给基层政府机构改革起到一个“标杆”作用。也正因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对于国家整体机构改革的重要示范性，此次国务院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做法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给省市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提供典范和触动。

其一，“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在精官减政、精简机构方面为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提供典范。国务院在1982年以来的5次大规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始终贯穿着精简高效这条主线。比如在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88年，国务院的人员编制一次性就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但是，在当前一些地方的机构改革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中已经出现了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所批评过的“官多为患”的情况下，国务院此次“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在机构精简和职位设置上给基层机构改革作出表率。有关资料显示，当前财政供养人口负担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倍。财政供养人口和百姓的比例已经从建国初期的1∶600，增加到当前的1∶2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的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对基层机构和人员大幅精简和效率提高起到大的触动作用。

其二，“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在降低行政成本上为基层机构改革提供典范。据有关报道显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提高到2005年的19．2％。20年间增长将近一倍。与此同时，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而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只提高了0．5％。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挤占了本来可以用来提高百姓教育卫生和保障水平的经费支出。不仅如此，行政职能错位、交叉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还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近日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1999～200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负的1．73％。因此，他建议政府改革应该进一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此次“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在大幅降低我国不断上升的行政成本上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予大的触动。

其三，大部门体制改革还应在树立服务为本、重视民生，增强政府服务百姓能力和水平上提供典范。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败得失问题时认为，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党的十七大在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了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围绕树立服务为本更加重视民生的目标对当前基层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部门主义、官本位体制和少数干部的重官轻民思维有所触动。

随着政府各部门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和管理能力要求的提高，大部门体制的好处是能够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更好地统筹协调行业发展中的有关问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同时在一些职能交叉、重叠机构的合并整合中也能起到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作用。我们期待，此次国务院大部门体制改革和创新能够为基层机构改革开一个好头。(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