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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这个世界已经“变平了”。有人认为，当今的“80后”已经陷入“新井田制”。即，在住房上进入蜗居时代，在升学就业上被“富二代”、“官二代”的血统优势占先。因此，他们的生存几乎陷入窒息的境地。就是说，“8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过来人对后辈的劝诫，之所以出现言之凿凿却收效甚微的普遍情况，很大程度上还是两代人之间的感受落差。有些人总想拿自己头脑中的那些不入时的古董，来解读现代生活甚至指导未来，试图将“80后”拖入“盗梦空间”。
《80后命运书》应该是“80后”的一次自我宣言，他们要用“80后经济学”改变命运。该书包含了如下论题。如，“‘80后’的下半辈子要靠4亿农民尽快进城”，“中国‘80后’不需要CPI恐惧症和投资过度论”，“我们怎样涨工资：中国必须成为制造业帝国”，“科技进步要靠山寨主义加国家主义”，“学习日本经济的务实，美国经济的务虚”，“谨防西方骗我们的钱，谨防西方抢我们的钱”，等等。
事实上，新一代青年对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直觉和前瞻性思考，已经超出了当代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和知识储备，他们由此产生的批判性，并不仅仅源于“青春期的叛逆”。如果对三百年工业发展史的铁血历程做一个认真梳理，就会发现，工商业竞争从来都是有国界的。工业强国为了推广产品、占领市场和榨取资源，用“自由竞争理论”麻痹弱国；而工业弱国如果想变成强国，就要通过非自然手段，往往是利用国家政权强制力量保护市场、培植自身的科技实力，塑造本土企业的强大竞争力。这个道理，早在19世纪，就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进行了完整阐述，这成为德、俄、美、日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国策支点。相反，亚当·斯密以来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这个国际竞争基本依靠强力而不是道义的时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先发工业国送给后发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麻醉剂。
在许多“80后”中国年轻人经过反思和学习，都基本看清了这一全球化的真实规则后，并未被搞进“盗梦空间”，而一些大牌经济学家却还浑浑噩噩，抱着自由市场的枕头做全球化大梦，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吃惊：莫不是真的被人家搞进了“盗梦空间”？
“80后”的确面临强大的生存压力和危机感。“毕业即失业”的就业难题已经成社会弊病。但就业难题并非局部问题，而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位置所导致的国家整体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由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各个环节形成的产业链竞争中，中国仅仅占有利润最为微小的制造业环节，所谓“制造业大国”很大程度上就是“打工仔大国”。《80后命运书》的分析，在这里视角相当敏锐。
对于善于思考的年轻人，不需要透过什么“看不见的手”或“经济学的秘密”那些神圣原则来做隔靴搔痒的解释，只需要常识就够了。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搞“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主流经济学的大战略，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但是，在不断透支资源、环境和劳工成本之后，中国经济能否通过自主创新战略，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逐渐调整角色，由“打工仔”上升到“小业主”，甚至能变成“白领”和“老板”？这才是亟待反思和解决的难题。
成就经常反身过来，变成进步的绊脚石。在当今中国，“打工仔经济学”对现实政策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以所谓“比较利益”为核心观念的“被动全球化”的理论和观念，在金融危机之后，其主旨已宣告破产，或者仅仅残留着一张干瘪的教课书的表皮。从国家经济大博弈的视角看，这更像是一种让后发国家举白旗的投降理论，它不但让后发国家的弱势资本臣服于先发国家的强势资本，更让后发国家的劳工成为新时代的跨国奴隶。如，“富士康事件”的出现就是典型的证明。如果让“加工工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惟一代表，并支撑着中国经济的GDP数字幻觉，进而造成资本对劳动的彻底征服以及劳动者无奈的自虐和自杀，这怎么能够说服“80后”一代？当看着自己的同龄人甚至“90后”的兄弟姐妹们一个接一个的跳楼，却让他们承认，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中国经济要转型，中国经济学更要转型。“80后经济学”的提出是一个信号。实现这一战略转型，亟待呼唤中国精神。财富的创造如果失去了中国灵魂，其竞争力不可持续。在和平年代，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体现在中国企业、中国品牌、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的金融服务能否全球开花。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对内的诸多社会难题的解套，必须由中国对外的经济竞争的力量体现和胜负结果来决定。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