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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帮别人献了400毫升的血，对方就给我1500元。”尝到甜头的曲明(化名)受此启发，通过在用血者和卖血者之间“搭建桥梁”，做起了低成本高收益的买卖。
曲明主要负责找买家。在血站门口，看到有人拿着化验单，就上前问一句“要献血吗？”曲明的下线是吴强(化名)，他负责找卖家，在QQ群里发一条“献血可以赚钱”的消息，然后带着愿意献血的人去血站跟曲明接头。
那天，曲明找到了4个“客户”，谈妥的“补偿金”是每400毫升血1400元或1500元不等。
“我后来只收到了一个客户的1500元，剩下的钱还没有拿到，就被抓了。”曲明说。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连续受理的4起非法组织卖血案件中，基本都是曲明、吴强这样分工合作的模式，有的案件中间环节更多，分工更细，层层抽成之后，再以每400毫升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支付卖血者。
“这类案件的犯罪模式比较单一，都是利用医院互助献血机制的漏洞进行犯罪。”承办检察官说。
互助献血存在监管漏洞
23岁的曹军(化名)在网上发布求职信息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献血400毫升就给300元。
曹军是卖血者，位于非法卖血组织的最低层，所得最少。“非法组织卖血人员逐级分成，卖血者最终所得仅为病人家属所付款项的20%到30%。”检察官说。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此次受理的4个案件都是团伙作案，内部层级清晰，分工明确。一般来说，上线负责在医院内联系需要用血的病人或病人家属，商定用血量、血型、用血时间，并根据用血量收取“好处费”；下线负责在网络上寻找卖血人员，与其议定卖血价格后带至医院。
“我看到是正规医院，就不担心了。”曹军说，有人负责带路，把他带到献血处，接着再由另一个人帮他填表，“进去前，给我一个病人的病历，告诉我，如果护士问，就说是病人的朋友，自愿献血的。”
曹军填写的《互助献血申请书》中有“与患者关系”一栏，但是，医院并不对此进行核实，只要提供献血者身份证和病人的住院证明，就可以献血。而在血液中心，献血者只需要提供《互助献血申请书》和身份证就行了。
检察官表示，医院很难辨别卖血人员和进行互助献血的病人家属及朋友，这样的监管漏洞为非法组织卖血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
互助献血是被逼出来的
互助献血的规定见于《献血法》第15条，“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事实上，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院血库长期供不应求的现状，已经使得临床用血相当依赖“互助献血”。
“爸爸因医院缺血而无法手术，谁知道现在哪儿还有血贩子存在吗？或者其他能买到血的途径。急！”11月8日，一位网友的求救微博被转发了1700多次。
这个网友的父亲手术缺血800毫升，她被医院告知，需要“互助献血”解决缺血问题。
2000年，卫生部印发《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其中第8条明确了互助献血的流程，“亲友互助献血由经治医师等对患者家属进行动员，在输血科(血库)填写登记表，到血站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采血点(室)无偿献血，由血站进行血液的初、复检，并负责调配合格血液。”
但是，实际操作中，“动员”在血荒面前，已经被一些医院和血站打成了“强制”的擦边球，滋生出“不献血就不手术”的潜规则。在曲明案中，两位病人家属皆被医院“要求”互助献血1200毫升，才能进行手术。
按照规定，患者家属献血后，不论血型是否相同，血液中心将发给医院等量的血液，用于手术。
“互助献血是逼出来的、没办法的措施。”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教授说，我国无偿献血量严重不足，病人又着急等手术，实在没办法才想出这种方式，这是现实造成的。
各地免费用血标准不一
孙东东认为，全国性“血荒”的主要成因之一，是我国的用血制度中还缺乏一个完善、可行的奖励机制，“合理的奖励机制是杜绝买卖血的有利方式之一”。
按照《献血法》第14条的规定，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以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免交或减交规定费用。“今天无偿献血，明天免费用血”被看作是最大的“奖励”，但也正是因为各省不同的用血规定，使这一条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比如，《北京市无偿献血管理办法》规定，北京市民献血量在1000毫升以下者，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10年内免费使用献血量5倍的血液，10年后免费使用献血量两倍的血液。
而江苏、四川等地规定，无偿献血者献血量在800毫升以上(含800毫升)的，终身免费用血。
如果无偿献血者因病在其他省用血，一般而言，需要先垫付临床用血的费用，然后向献血所在地献血办公室结算。有业内人士分析，由于我国现行用血费报销系统没有实现全国联网，而对于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机制亦是全国各地各有不同，所以无法实现无偿献血者及其家人直接免费用血。
“解决异地用血难，单靠全国联网是不现实的，”孙东东说，“如果全国各地不同的用血标准要继续下去，政府部门就应该简化异地结算程序，方便献血者”。
是时候修订《献血法》了
我国现行《献血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997年通过的，全文只有2000余字，与现在大多数分章节的法律不同，《献血法》通篇没有分章，一共24条。各省出台的具体实施细则，也大都在2000年前后完成。
《献血法》从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是第14个年头。
孙东东认为，一项法律是否应该修订，需要从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三方面来看，而目前献血、采血机制中暴露出的问题和隐患，使得针对《献血法》的修订应提上日程。
无偿献血、免费用血，是我国现行用血制度的原则之一。但孙东东认为，以献血之后免费享受用血的方式来奖励无偿献血者，不是最好的方式。在坚持无偿用血制度的同时，应该将无偿献血与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挂钩，“比如一个人在北京无偿献血，可以提高他一年的医保报销比例，这个是很实际的；到明年还需要的话，那就继续献血，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孙东东说，“《献血法》按立法当时的条件，是很好的一部法律。13年过去了，确实有些东西已经不适应时代了。现在，《献血法》修订还未启动，只有学者在呼吁。”孙东东目前正在调研，旨在通过修订《献血法》，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包括奖励、监管、自体血回收等在内的献血机制的制度建设；第二，明确法律责任；第三，解决血液制品问题。(记者
李丽 实习生 陈之琰)
“那天帮别人献了400毫升的血，对方就给我1500元。”尝到甜头的曲明(化名)受此启发，通过在用血者和卖血者之间“搭建桥梁”，做起了低成本高收益的买卖。
曲明主要负责找买家。在血站门口，看到有人拿着化验单，就上前问一句“要献血吗？”曲明的下线是吴强(化名)，他负责找卖家，在QQ群里发一条“献血可以赚钱”的消息，然后带着愿意献血的人去血站跟曲明接头。
那天，曲明找到了4个“客户”，谈妥的“补偿金”是每400毫升血1400元或1500元不等。
“我后来只收到了一个客户的1500元，剩下的钱还没有拿到，就被抓了。”曲明说。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连续受理的4起非法组织卖血案件中，基本都是曲明、吴强这样分工合作的模式，有的案件中间环节更多，分工更细，层层抽成之后，再以每400毫升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支付卖血者。
“这类案件的犯罪模式比较单一，都是利用医院互助献血机制的漏洞进行犯罪。”承办检察官说。
互助献血存在监管漏洞
23岁的曹军(化名)在网上发布求职信息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献血400毫升就给300元。
曹军是卖血者，位于非法卖血组织的最低层，所得最少。“非法组织卖血人员逐级分成，卖血者最终所得仅为病人家属所付款项的20%到30%。”检察官说。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此次受理的4个案件都是团伙作案，内部层级清晰，分工明确。一般来说，上线负责在医院内联系需要用血的病人或病人家属，商定用血量、血型、用血时间，并根据用血量收取“好处费”；下线负责在网络上寻找卖血人员，与其议定卖血价格后带至医院。
“我看到是正规医院，就不担心了。”曹军说，有人负责带路，把他带到献血处，接着再由另一个人帮他填表，“进去前，给我一个病人的病历，告诉我，如果护士问，就说是病人的朋友，自愿献血的。”
曹军填写的《互助献血申请书》中有“与患者关系”一栏，但是，医院并不对此进行核实，只要提供献血者身份证和病人的住院证明，就可以献血。而在血液中心，献血者只需要提供《互助献血申请书》和身份证就行了。
检察官表示，医院很难辨别卖血人员和进行互助献血的病人家属及朋友，这样的监管漏洞为非法组织卖血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