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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医患之间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旧有的纠纷处理机制已经失去了作用。考虑到医患冲突的长期存在且可能局部恶化，政府急需着手建立新的、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渠道。仅仅靠医院加雇保安或者政府的一纸禁令，不足以保障医院的秩序和行医的安全，也让患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证。
目前，出现医疗纠纷以后，患者可以向医院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调查，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这三条道路都有详实的铺设，但是由于我国一些特殊的国情，很少有患者考虑投诉，向卫生局告状也不很现实，诉讼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即便对簿公堂，患者也觉得无法讨回公道。
医患诉讼的核心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它常常决定着官司的胜负。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由市级以上医学会主持，可根据案情复杂程度和涉及的学科，决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人数，多数情况3～5人，也有7～11人的。在鉴定会召开7日前，鉴定专家由医患双方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
为了显示对医患双方一视同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严格的回避条款，可是它仍然无法消解“自己给自己鉴定”的印象。毕竟从医学会到专家库俱是医生所把持。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常出席鉴定会的医学专家，自身也会遇到医疗纠纷，乃至被人鉴定，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难免促成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患者的利益则被牺牲了。
在很多医患恶性案件中，在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中，患者都表现出对医疗鉴定的不信任。尽管出事的医院无数次地要求走此“正规程序”，但是患者大都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意去“钻套”。
当然，除了医疗鉴定之外，医患双方还可以选择司法鉴定。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称，在医疗纠纷中，患者提出要求再次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一般也当予以支持。法医的引入使得鉴定可能“瓜田李下”的色彩淡了一些。糟糕的是，法医进行临床医学鉴定缺乏法律明确的授权，其专业性、权威性也经常受到医生的质疑。
大多数患者还认为，现在的鉴定工作效率颇低，一般人都等不起。一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出台，需经历提出申请、抽选专家、召开听证会、作出结论等一系列过程，再快也得好几个月。如果某一方对结果提出异议，那解决争端就更遥遥无期了。
如此，纠纷一出，在患者心中，现有各种处理渠道都不利于自己，放弃这些渠道是必然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性格偏执或者受伤深重的患者难免有极端行为，恶性事件也就发生了。
目前，一些地方在试点新的纠纷处理办法。其方向是引入第三方，比如购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不过，医院对此多不甚积极。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称，医院买保险的目的是发生纠纷后避免和患者当面冲突，希望保险公司能出头和患者商谈，然后该赔付就赔付，可是现在保险公司只负责赔钱，和患者谈判还得医院自己来，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医院的积极性。
现在看来，在其他长期改革未见效之前，建立崭新的纠纷处理机制是医改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证明，由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对医患双方乃至全社会都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带来的焦虑、恐惧、愤怒和怨恨已经深深地毒害了医疗行业，给医患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网络流行语说：医患之间真的再也“伤不起”了。这在同仁医院的医生被砍伤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医患双方俱认可的基础之上。双方都认可的前提则是彼此权利的对等。毫无疑问，医疗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但是制度安排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医生应该将自己的诊治行为处于能监督的状况中，一旦发生纠纷，监督本身将是对其最大的保护。医疗鉴定应当严格贯彻公开的原则，使参与专家的权责最大限度地统一，避免“医医相护”、营私舞弊，从而也让患者对其保有信心。(记者 董伟)